只财政性发行货币就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回收,而战时又必须扩张财政的支出,战时财政的支出就是靠发钞,所以法币改革有一个很强的动因
打仗之后货币的发行是一个刚性的,财政性的发行。因为战时的需要,你就得印出这么多钞票来使用,也没人拦得住你。所以货币是财政性发行,是按需供给的。那么法币就多了。那你相应的是外汇本位,并没有相应的外汇给你配。这样的话就出现通胀。货币的发行到运行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回流,或者叫回收,回笼的渠道就必须有。如果你只发而回的是很有限的,就所谓的单行线,这个就一定会有问题了。那就像一个容器一样。你只是往里面注入,没有一个泻出的通道,这个就叫溢出。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情况。所以只财政性发行货币就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回收,战时又必须扩张财政的支出,战时财政的支出就是靠发钞。所以法币改革有一个很强的动因,政府是要把这个权力拿到手的。我可以发钞,这是很强的一个动因。以前想做做不到。
宋子文从广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最早成立在广州的,严格的说这是政治史上的事。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北京政府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国民政府是生在广州的,从广州往北到的武汉,最后再到南京,这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跨到北方。后来它们就说是北京政府。所以有的人说那是南京政府。也有人说是国民党政府。国民政府在广州想要垄断金融是做不到的。发钞额是失败的。到了武汉还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借着大萧条的冲击实现法币改革。把金融垄断权拿到手上了。国民政府也就意味着是可以财政性发行。他就期盼着财政性发行。中国那些割据的政权,都在做财政性发行。所谓的各地的军阀,包括红色根据地都在做财政性发行。所以中国的币制是非常混乱的。那么法币的改革成功之后,国民政府,所谓中央政府,法币的权威性一下子就确立起来了。对于全国的各种各样的货币实现的是一种压制状态。它这个权威是确立起来了。但是你再强的权威,也无法去耗尽对日的那样一场战争。其实日本人打武汉的时候,日本国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已经破产了。在武汉会战的时候,日本的财政就跟不上了。它也用了一系列的暂时的办法来顶,以它的工业基础和金融的实力,它在1938年武汉会战的时候也顶不住了,所以法币能够一直这样顶,也就很不错了。其实它的恶性的通胀从1939年就开始了,从1939年到1949年,10年的战争,头几年还是不错的,10年的战争,任何一个货币是扛不住的。
红色根据地当中,毛泽民做央行的行长也发票。发票谁用?防伪技术很好,因为它用一种树的纤维。要没这个树就没这个纤维。没这个纤维这个票面一看,那毛不对,纹不对,那就是假的。问题你做真了,人也不用那个钱,没需要,当时是这样,就是说红色根据地,要跟外面去买一点东西做交换的是靠什么呢?盐,好像陶铸的夫人写回忆录的时候都是说,拿盐去换只鸡吃。《闪闪红星》里头也是那样说封锁的时候那个盐,拿袋子盐化成水然后浇到衣服里,然后再重新熬出来。这些表面上来讲是在说当时是生活艰苦,没有盐不行。其实更主要的因素,盐是当时的一个货币流通工具。内外不是靠你发行的货币,你发了货币我就得用,用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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