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2）

 

 

 

抗战前后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为建国后的现代化储备了人才，他们把近代科学和教育引进了中国，成立了两个研究院――它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前身；建国后的留苏生接替了从西方回来的那批留学生，成为了各方面的领军人物；50年代到80年代间那些大量滞留未归的台湾留学生，和50年代没有返回大陆的那五千老留学生汇集成了一个特殊的华裔学者群体，从此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留学生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的精英人才

 

 

第六次留学潮是抗战前后的留学。但重要的是，他们为建国后的现代化储备了人才。1924年，美国政府把庚款的余款全部退还中国，组建了一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广泛的资助各项文化事业。

 

民国以后，遵循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复兴中华的遗愿，庚款留美考选一直延续下去了，同时扩大了庚款留英和庚款留法，自费留学生也大量涌现。实际上这些从美国和欧洲回来的留学生们，替代了早期的外籍教师，他们把近代科学和教育引进了中国。他们成立了两个研究院――以留美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央研究院和以留欧留学生为主体的北平研究院。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就是在这两个研究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留美学人已经超过五千人。当中国政权更迭的时候，留学生们在徘徊，他们不少人在犹豫。留学生在自己的一个刊物《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七期上，列出了12个问题，都是留学生对归国的犹豫和疑问。

 

事实上1949年到1955年，从西方回到中国的留学生有1536人，他们当中的93%，是在1957年以前回来的。那些留在美国的五千多名留美学生和后来台湾来美的留学生，汇成了一支美籍华裔学术大军，从此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第七次留学潮就是建国后的大规模留苏。2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两次成批的留苏，一次是派往东方大学，包括刘少奇等军政人才。他们1926年回国，成为了中共的第一代留苏生。1925年成立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不一样，它是培养国共双方的军政人才。它的经费来源，我认为它动用的是俄国的庚款。这批从中山大学回国的留学生，他们称为中共第二代留苏生。

 

我们注意到，中共八大政治委员当中留学生的比例高达83%，主要来自留法和留苏。那么军事领袖当中，留学比例元帅高达50%，大将高达30%，他们都是苏联军事院校毕业的。而相比国民党军队，他们很多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是留日出身的。

 

真正大规模留苏是建国后的50年代，当时公开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口号。为了培养人才，从1950年到1965年，16年间中国派往苏联学习的有16000人。他们主要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新技术、新学科，以适应当时中国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战略规划。后来，他们接替了从西方回来的那批留学生，成为了各方面的领军人物。

 

不过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反苏和反修运动的影响，这些人远没有实现当初派他们出国时的初衷，这是历史的遗憾。曾经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宋健是留苏生，他说：“我们这一代留苏生，都有忧郁症。”

 

第八次留学潮是关于台湾大规模的留美。中美之间留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这样的传承就由台湾独享。因为当时中国跟美国已经断绝外交关系。当时台湾的留学人数，是亚洲各国之最。台湾后来开始正常化的时候，他们开始修订这个留学政策。八次修订留学政策，最终开放了自费留学，不需要任何考试和审查，从此留学大门敞开。从1950年到1989年，40年间台湾地区留学的人数，这当中包括中学生，一共高达25万人，创历次留学潮之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留学生当中，85%是学自然科学，而且学成的有80%没有归国。那么，这两个数字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因为大多数台湾留学生是出生在大陆，也就是说，台湾对他们而言，并非故土，他们没有一定要回台湾的这种意愿。所以他们就选择了比较容易好找工作，并且英语要求相对低一点的自然科学类。

 

尽管大多数的台湾留学生没有学成归去，但是没有影响台湾的经济起飞。那是因为留美学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台湾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特殊的信息源、联络网和咨询人。那些大量滞留未归的台湾留学生，和50年代没有返回大陆的那五千老留学生汇集成了一个特殊的华裔学者群体，此改变了华人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观望隔岸的故土。

 

1971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瑞典科学院秘书的来信。更奇怪的是，在瑞典科学院秘书的这封来信里边夹了一封美国科学院给瑞典科学院的信。这两封信的共同的议题是什么？就是希望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瑞典科学院能够帮助改善美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关系。所以，方法不难寻求，重要的是时机。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捕捉到这个难得的时机，大胆地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1971年7月20号他首次访华，从此开启了华裔美籍学者访华的先河。几年下来，几十个访华团、数百个华裔学者，陆续来到了中国，带来了新的科学知识，和广阔的视野，带来了种种建议和忠告。在那个沉闷的时代，开启了一道未曾遇见的大门。

 

第九次留学潮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留学。1977年，另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提出他的德国汉堡实验室可以接纳十个中国科学者，从此开启了第九次留学潮的大门。邓小平在此之后指出，各行各业都可以派留学生，但是主要还是自然科学。他还表示留学生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的派，不要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闻风而动，又一次出现了全国考选。

 

不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有一个会谈，他对邓小平敢于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感到困惑。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差距还是很远的。所以布热津斯基就问：“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受多少？中国没有限制”。他曾经在内部说过，“回来1/10就是胜利。”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留美的大部分都是40岁左右的访问学者，后来陆续增加了研究生，从此开辟了一条自费留学的通道。1992年，留学政策对自费生敞开大门，确定扩大开放，支持留学。自此，第九次留学潮涌现。

 

到了新世纪，那些八九十年代陆续出国的人中，许多人开始展露头角，从张首晟、文小刚到数学新秀张益唐，生物学界的骆利群 、杨培东等等，不一一列举。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在著名科学家名册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大陆第九次留学潮的留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