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经济史笔记》（下）

 

 

 

本书是非常另类的一种观念史的写作。作者以中国百年以来的企业家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认为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它的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框架下，以经济学为路径，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与国内的大多数的历史教材完全不一样的史料和观念，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第三块是什么呢？就是这三卷书本一个内容到底写什么呢？这三卷书有一个在我看来很好的名字,我是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想到这么一个名字。

 

百年经济史的上卷叫做“晚清启蒙课”,中卷是“倒退的民国”,下卷叫做“第三次开放”。这个下卷多说几句,本来我是想把它起个名字叫“论领袖经济”。

 

中国人对领袖这个词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既然是领袖经济,肯定是我要写毛泽东,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他在处理经济事务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以及他的经济学的一些面相是这样的三卷本。

 

第一本当然就是“晚清启蒙课”。它是致力于解构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学教材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的叙事,试图描述从1820年开始,向全球蔓延的工业革命新技术和全球贸易的新框架,是如何地将晚清时代带向了一个被动开放的市场经济时代。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健词是“被动”,就是中国人进入现代化,进入工业革命,进入全球贸易,进入自由经济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演化的过程。它不是一个中国人主动向全球化,向自由经济拥抱的过程,它是一个被逼的过程,它是一个被动开放的过程。

 

这是我的第一卷书反复强调的这么一个关健词,叫做“被动开放的市场经济”。那么这就构成了它在中国自由市场经济这一个维度上的重要的启蒙的意义,也就是说真正具有全球化视野的,真正具有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意味的市场经济体系,乃是从晚清时代才开始的。

 

这是之所以被称为“晚清启蒙课”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在我看来就是企业家的心情。晚清有非常多的企业家,像郑观应、盛宣怀、胡雪岩、张謇诸如此类,你可以如数家珍。

 

刚才我说过,一个时代如果它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时代,它一定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的企业家,而优秀的企业家又反过来推动一个时代的开放,反过来推动一个市场的开放。这就是晚清它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它的所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就是企业家的兴起。

 

那么第二本书,讲民国。民国之所以称它为倒退的民国,它的意思是呢？我想致力于解构大多数中国具有丰厚的人文趣味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民国的情结,我们称之为所有的民国控。

 

今天的人一说起民国,都是叫民国控。民国是如何如何的好。但是我要在经济史的层面去讲述民国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有一种价值观的冲击，我的书里写得非常得清楚,叫做倒退的民国。

 

这就意味着民国在市场经济的层面,在自由经济的层面,在古典经济学的层面,事实上是一种倒退。那么既然是倒退,它基于什么的基准来倒退呢？就是基于法国的经济学史学家叫白吉尔,他的一本书叫《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大量的精力描述从晚清后期,一直到1927年这样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一个丰富的、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而从1927年开始,蒋介石坐稳了江山以后,它形成了一个对于1927年之前的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全面的倒退。从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到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位置,从蒋介石的经济学的面相到企业家的命运,都是一个全面的倒退。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日后的毛泽东,他们这几个领袖式的人物。他们的经济学的面相,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都是一个大政府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远离了或者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的模式。

 

而且重要的是构成了对于白吉尔所描述的中国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一个严重的倒退。这就是我在第二本书里面讲的这么一个东西。

 

第三本书是讲“第三次开放”,我又称之为是领袖经济。“论领袖经济”主要是讲什么呢？主要是我希望能够描述1950年代,大概就是从1952年、1953年开始,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这样的大概七八年时间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个经济学的面相。

 

在我们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所搭建起来的分析框架之下,我们回头看5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他们的经济学的方法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如数家珍地把它分析清楚。

 

首先第一我们看到所谓的统购统销是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的自由交换的破坏。因为所有市场的采购和所有的销售都由国家统一来进行,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交换秩序已经几近乎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的公私合营,它的经济学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在于破坏了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唯一的创新力量的企业家和企业的一个产权要素,也就是说公私合营以后,中国企业家的产权从此是消失殆尽,完全消失。这是所谓的公私合营在经济学的面相上面对于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破坏性的路径。

 

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大量的企业家因为产权的消失而导致整个企业家阶层的消失。也就是说50年代经过公私合营以后,一个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家变成了要么出走海外,要么被剥夺了生命,要么就被政府收编。给他一个比如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之类的当一当,然后企业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创新力量这么一个阶层完全消失。

 

我们反复讲过一个观念的秩序，就是当一个时代是开放的时候,它一定是有大量的企业家涌现出来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我们对今天的企业家一定是如数家珍,比如柳传志、王石、秦晓、马云等等，你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名字。

 

这就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在经济学的层面,一定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面做对了什么,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些企业家出现。

 

而上个世纪50年代,它的经济学面相恰恰是反的。就是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从民国过来的优秀的企业家,一个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要么是生命的消失,要么是生意的消失,要么是企业的消失。

 

这就意味着那样的一个年代完全是一个不开放的时代,完全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完全是一个反市场的时代。

 

所以当我们把统购统销、公私合营企业家产权的消失,企业家的消失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变量加以全面的考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得出接下来要发生的。

 

比如大跃进,比如人民公社,比如大饥荒,都是这一系列的经济学的错误所导致的。它只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

 

所以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学错误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统购统销、公私合营还有企业家的消失。这就是我在第三卷书里面,所要阐述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第三卷书,还可以多说几句。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块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还处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禁区。但是因为我写的是经济史,而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我们这个社会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定要改革开放,一定要发展经济。

 

所以我用经济史路径试图去辨析过去那样的一个时代的故事的时候,它是存在一定的言论自由的空间,甚至是出版的空间的。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他说你这个书第三卷写得非常敏感,为什么也能出版？我个人认为它的逻辑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写的是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