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二）

 

 

 

徐悲鸿对人对事绝对是有选择的，而且也是充满了真情的。他最提倡的是素描写实，认为一切造型的基础还是素描，这不是一种局限。他也绝不排斥其他，有时候他是矫枉过正说点过分的话，但他的骨子里头是绝对肯定其它的一切的。我从艺术的角度，从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角度，从中国的民族的文艺复兴的角度，尤其是从国外远距离的来审视徐悲鸿，更加感到他对中国美术的重要。

 

 

徐悲鸿当然应该说了，这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校长。我1948年解放前夕考入的北平国立一专，徐悲鸿是校长，可不是院长。我根本就不想学画，我想演戏，也不是想要当大明星，我感觉到我有这份才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沈阳念，我那个中学特别好，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国民党唯一的一个国立的中学，就是这个中学。

 

1948年在这个学校，那时候进步力量很明显，我在那儿跟着进步同学等屁轰轰，跟着人家反饥饿、游行、募捐啊等等做这种事情。当时，同学借给我一本《闻一多的道路》，我在看这本书，但是必须要偷着看，所以我的书封面就写了“三民主义”，偷着看。

 

我的个儿很矮，在班上我坐在前排，可是为了看这本书得快点给人家，最后我和人家换位置，我在后面，我到了后面去看。结果上历史课的时候，我就低着头看书。老师在那儿讲，历史教员叫什么我都忘了，他们说姓李，我也记不住了。大高个儿，听说讲得很好，很有名，而且人家还到东北大学去做教授，在我们学校教历史课。

 

他一定是看到那个小孩在那老低着头看书，不听他的讲，所以他就走过来了，我还在看，他走过来，我抬头一看，他已经站在我那了，我就快把书放在那个柜子里头，结果他掀起来、拿出来书一看是三民主义，“叭”摔了，火了。他肯定是个进步教员，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在那发火，让我到教务处，让我退学，太可怕了。班上都在看着我，我就站在那，一句话我也不说，他在那发火，说我讲课，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同学没有听我讲的，现在是这样不尊重。说我不尊重他，而且在我的课堂上看那些没味儿的书。他也不敢说什么，反正意思是这么表现出来了，我也不敢说，我就站在那儿，让我走，我也不走，让我到教务处，我也不去，我就在那儿。

 

他一定是看这个小孩，绝对不是个坏孩子，也不是个恶孩子，长得也还可爱，就又走过来了，又走过来了，就要拿我这本书。我就摁着不给他，他就要拿，我就说完了完了，这回他拿了，他就翻篇，一看，头一个画像不是孙中山，是闻一多叼的烟斗。我看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结果，这位老师说以后看书别在班上看，收起来，然后继续讲课。全班的同学都奇怪，这杨先让怎么搞的，让老师忽然间180度转的这么一个大弯，就这么个情况。

 

我后头是班长，是三青团的头子。这个人最近刚死，对我都特别好。后来，他看了，是《闻一多的道路》。最后下课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杨先让，你不简单哪！后来别的同学，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感觉到。别的同学说，你得快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正在抓，一会这个同学没了，一会那个同学被抓起来了，一会那个同学到解放区去了。我们两个在一块睡觉，我那个少爷的呢子大衣，水獭领子，结果第二天盖的没了，他走了，把我的衣服拿走了。我挺高兴的，我感觉我能帮他。

 

这个人后来一直和我通信，书里头也都有。他后来几十年见了我，他还得赔我，太可笑了，你还赔我，我光荣死了，他说后来到小市上去卖了几个钱，到解放区去了。都是穷学生，所以我们那时候学校里都是笼罩着恐怖极了的一个，不是今天他走了，明天就他没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人家好多同学让我快走，我说我上哪去？我也不能到解放区去，人家没有关系，咱也去不了。他说你快到关里，到关里，这不我又喜欢文艺青年嘛，结果不知怎么的，他们家里认识欧阳予倩，给我写了一封给国立南京戏剧学校的校长欧阳予倩的介绍信，让我拿着这封信到南京去报考这个学校。所以走到北平，就遇到了我的好同学王家树，拉着我就考了美术了，糊里糊涂的。所以我这个人糊里糊涂的，然后就解放了，又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我还在这折腾。然后就真学画了，那就学吧，我就这个人就这样。最后演戏，我那个书里头不只一次的写。

 

1950年4月1号是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的这一天，上午徐悲鸿、郭沫若讲话，祝贺徐悲鸿致词，那个致词本现在都在徐悲鸿纪念馆里头，晚上晚会杨先让是压轴戏，演一个小歌剧，叫做《两相好》，乐队是谁，你们听一听，指挥就不用说了，都是现在专家。李绵璐是吹笛子的，是工艺美院的院长，靳尚谊是给我吹笛子的，都是我的乐队。杨先让是大主角，又是导演，四个演员，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我们演完了。结果有人到后台上来，说是院长叫你们四个人，我们还没卸装呢，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一看校长在那儿坐着，旁边坐了一个人，那个人就说了，你们演得好，相当好，都到戏剧学院来。让我们四个人都到戏剧院。

 

徐院长说，快走快走，这怎么可能呢！让我们快点走，好像我们真会去似的。那个人就是欧阳予倩。所以我说，想当年我揣着灯笼找你，现在你要让我去，没门，再见了。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此一时彼一时，真的。你现在让我再去演戏，再去扭秧歌，再去跳舞，没门，那是另一个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了，就这么玩儿。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对艺术玩儿一把》。我就是玩了一把，就这么个情况。

 

徐院长对我绝对好，你想他不看电影，那个电影票让老曹，他的司机给我送。他在楼下一喊杨先让，美术系在楼上，楼下是音乐系，我就知道给我送电影票来了，就是徐院长。所以徐院长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写实的能力要加强，你不管是学什么，你首先你的素描要画得好。所以这次我的展览选了几张我的素描，我感觉画得真好。不是吹牛，你们去看吧。不过，现在让我画，我绝画不出来，因此我认为不知谁画的，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写的杨先让，你们去看一看。

 

这次张涛拿来那个画册，我认为印的也还可以。这是基本功，徐悲鸿要的就是这个，他认为你有了这个基本功，你画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后来我也是很受徐院长的启发，他就是国画也好、油画也好、素描也好、书法也好等等，那我也是。我还比他多一样，我还版画呢，我还刻木头呢，所以我就感觉我的国画也拿得出。

 

我的书法要说好到哪去谈不上，但是，我感觉也拿得出去，也能代表我自己，就这么样。艺术就这么一回事，所以徐院长我在国外为什么要讲徐院长，要讲徐悲鸿，这是逼上来的。香港的《明报》，吴冠中写文章，刘国松写文章，完全是一个口径，说徐悲鸿是历史的罪人，把中国的美术落后了50年。太岂有此理了！我在国外看了这个以后我特生气，因此我说：“开讲！讲徐悲鸿！”我讲了徐悲鸿。我讲课的粉丝我走哪都有一批，都是台湾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学者。我讲徐悲鸿，讲完了徐悲鸿继续讲他的感情世界，我讲他的三个女人。当时可以说这是谁都不敢讲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当然肯定有人讲。

 

所以我讲课我讲得当然我认为，我也有感情，而且我讲的东西又和别人不一样，我又是见过徐悲鸿的。徐悲鸿活着的最后这5年，可以说我都是在他的教导下，在他的影响下，他死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儿给他站灵的，包括我太太，都是站灵的。我是52年毕业，我太太是53毕业，所以她在没毕业的时候，徐院长就去世了， 58岁。

 

当然我们对徐院长一直是很有感情，而且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他对中国的美术的重要性。有的人是否的，我绝对是肯定的。尤其是我在国外做了一些比较以后，我感觉到中国能有一个徐悲鸿，真是一种骄傲，太重要了。有时候我讲了以后，台湾的朋友到北京来，他们都参观徐悲鸿纪念馆，然后廖静文就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回去就感慨，说是这么伟大的一个画家，你瞧瞧他那个纪念馆太次了，而且门口还有公共厕所，味大极了等等，很感慨。

 

所以后来，我写信给温家宝，我就感觉到徐悲鸿纪念馆应该重新的修，没有钱，我就把这些东西反映给他——台湾这些朋友，反映有个公共厕所，味又大，中国只有一个徐悲鸿，怎么这样？所以，温家宝批准，说是我们国家给钱。原来是九千万，现在听说用了都已经两、三个亿了，还没开馆，已经五年了。今年还不能开馆，那就是六年了。

 

所以徐院长对我个人，我倒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奖，或者给了我几张电影票，不，我是从艺术的角度，从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角度，从中国的民族的文艺复兴这个角度，我来审视徐院长。尤其是在国外，远距离的看我的院长，我就感觉到更清楚了。我在国内肯定不敢写，国内没准那时候，吴作人还没死，冯法祀他们都没死，这都是我的老师，他们不写我哪敢写，我是孙子辈的。

 

所以在国外，后来就因为这些关系，再加上我认识一些朋友，都是徐悲鸿的好朋友的后人，蒋碧薇的干女儿，我认识，她在新加坡的那个拜把兄弟的黄曼士的侄女，也是我的好朋友。孙多慈的侄女我们也认识，所以这些资料特别多，再加上国外有一些好条件，国会图书馆我也可以随便去翻阅、去借书看等等，因为那里头有我小学的同学的太太在那里工作，我有这么些有利的条件。再加上远距离来看我的徐悲鸿，徐院长，我就感觉我敢写了，写的时候本来是不敢写。我太太说，你真应该写，我想别人可以胡说八道、捧你，我想我太太不会的，所以我就开始写,跃跃欲试，而且是一口气写了第一章。

 

刚才说了顾毓琇他是活了101岁死的，是徐悲鸿的顶头上司，给我写信。他给我写的，说，你是画家，画家以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你写徐悲鸿，起码要写五年，你现在都70岁了，2000年写的，都70岁了，你应该画画。可是呢，他又不断供给我徐悲鸿的一些资料。结果我没用五年，我用了一年就写完了。在这个期间呢，我感觉我得力很多，除了在国外的这些朋友给了我一些资料。

 

廖静文，我的师母给我写信说，先让，听说你在写悲鸿，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呢？所以我就回来。她就一个礼拜差不多给我讲一次。讲完了请我吃烤鸭，然后让我把鸭架子拿回家炖汤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她所有的想要告诉我的，我想要问的，她都告诉我，无保留的。所以我写了有一年，写完了。

 

那么我写了最主要的是牵扯到他这三个女人，这是当时谁都不敢写的。因为什么呢？徐悲鸿纪念馆，对这几个女人，除了廖静文以外，写的廖静文像，其他的两个女人，都是写的女人像、女人像，都不写这是蒋碧薇那是孙多慈。所以我写了这本书以后，就是很重要了，当时是很重要。就是说，我这本书要出版，首先谁得来，只有一个活着的人，就是廖静文，她对于我这本书有意见的话，我就不能出版。所以我写完了以后，写了一年，然后我就回来给她看。压在她那儿压了一个月，我也不敢催。有一天她交给我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先让，我那时候太年轻，很多事我也不知道，通过了。

 

所以这本书，首先在国外的侨报上花了整整的半年，绝对是整整半年，每天登一段，每天登一段，发表了，因为廖静文通过了。然后郁风和苗子给我写信，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徐悲鸿的好朋友。他说，关于徐悲鸿的书，你这个书是首选，我当时我就奇怪，我回来的时候问他，我说我怎么能是首选呢？他说你看，当时的书就是蒋碧薇和廖静文，别人还没怎么写徐悲鸿，还没怎么写，写的大概都是一般。他说你看，蒋碧薇写徐悲鸿是低着头写的，贬的意思，骂的意思。廖静文是扬着头写，崇拜，你是平视写，很真实。那时候正好是纪念徐悲鸿110年，然后拍了八集的纪录片，负责人姓傅，他给我打越洋电话，说，我们手里拿的就是你这本书，太真实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最后我写了徐悲鸿，我的前言里头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归到哪一类，我认为它既不是传记，也不是评论，我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个。但是我感觉到，它像我讲学一样，它像我讲座一样，我是一口气把它说了。

 

最近，张杰是不是能再版，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再版，我的前言，我的后记也写了，因为我发现，的确是说不完的徐悲鸿。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还不知道，我就举了几个人名。我说像这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和徐悲鸿都有交情，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的书里头一点都没有。那一定还有很多。所以徐悲鸿，因为他是个教育家，他对人才的渴望太真诚了，所以他交往特别多，我哪能都知道？所以我是很局限的，只不过写了这么一本书而已。

 

所以我就给徐院长刻了他一张我的木刻，本来我都不想刻木刻了，我最后也给他刻了一张像，刻的并不好，也就是还像就是了，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感情。对徐院长就是这样的，我认为他也是永远的徐悲鸿。我认为他就像我们当代的文艺界，我们一想文学就是鲁迅，一想戏剧界我们想到的是梅兰芳，那么我们美术界就是徐悲鸿。

 

所以我对徐院长绝对是崇拜的，我是充满了感情在写他。有时候写到半夜，因为美国的家大，我可以躲在一个房子里头写，很安静。当我写到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我写到他和齐白石关系的时候，我就趴在那儿哭。我就感觉人间能有这种感情，文人之间能有这种感情，太难得了。徐院长对人对事绝对是有选择的，而且也是充满了真情的，甚至于包括他对他这三个女人。我认为我写的还真实，对徐院长我就说这么多。

 

关于艺术，关于造型艺术，比如说徐悲鸿先生，我们这个老院长最提倡的是素描写实，对你是不是一种局限，今天不管是画这个、画那个，是不是局限。我认为艺术永远都有局限，不只是时代的局限，甚至于包括技法的局限，看你怎么跳的出来。我认为李可染说的最好，你怎么打进去，你再有勇气打出来，这是你的本事。你是个笨蛋，你学了点素描，你就感觉到万能。那是你混蛋，你怎么能那样骂徐悲鸿呢？那是一个优势，你掌握了这个优势，没有掌握这个优势，太不一样了。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李可染，他原来是学西画的呀，油画人家是研究生，在杭州美院，我今天创作的山水，李家山水，得益于我的西画，人家打进来了，人家打出来了。你笨蛋，你既没打进去，也没打出来，你在那儿骂人可以吗？李苦禅学西画的，李苦禅永远就说着，徐悲鸿是我的老师，因为他跟他学素描的。

 

前些日子展览我看到了李苦禅的水彩，那画得相当好了。可他现在在大写意呢，我告诉你，大写意的笔墨他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齐白石。可是呢，他没有办法逾越。因为什么呢？齐白石是里程碑，那是一个时代。你再好，你的弟子青出于蓝，你也不能超过你的老师他的作用。所以苦禅他的大写意，现在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那他呢？他得意什么？人家也是打进去出得来，人家没受素描的影响啊，拘束啊，这是一个优势。

 

我自己也尝到了这个滋味，我在画国画的时候，画写意，画小写意、大写意，素描在绊我的脚吗？没有，没准还是一种优势。因此我画的和他们别人不一样嘛。我的版画，我一下就学了版画，谁教我？我自己弄的。就是那点造型，我那个素描造型的能力嘛。有的人，比如版画家，他就刻风景，他不能刻人物，因为人物他掌握不好，他素描技术不行。我人物、风景什么我都刻。我为什么把周总理刻得那么好？我的造型能力强，这是个优势，影响了你的版画了吗？没有，所以我就感觉到，艺术多有一点在身上，来点本事，对丰富你要干的那些事，绝对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不打架。

 

比如说，我们家的女婿马路，他的素描相当好，他在班上也是优秀生才把他送到德国去学习的。他到德国去学习了现代派，学习表现派，他回来继续搞。那他原来的那点基础对他没有好处吗？绝对有好处。虽然他今天画的完全是抽象的，那是另一回事，那是一种艺术的警戒和艺术的品味，和艺术的追求不一样。可是那点功夫，那点功夫有和没有不一样。有的人是很薄的，就会那两下子，那不行，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感觉到，今天，甚至于还可以这么说，学一点写实的能力，对你没有坏处。还是徐悲鸿那句话，一切造型的基础还是素描。你没有这个的话，我感觉到现在西方的美术教育都得完蛋。

 

模特多漂亮，我们学校的模特，画过来、画过去，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都画腻了。你去看看人家那模特，真漂亮，能引起你画性。你再看看那些学生画的什么，你都不知他画的是哪一部分。我就奇怪，那个模特站在那儿干什么。写实不会了，他的写实能力顶多他靠着照相了，太可悲了。我就感觉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弄没了。我们还保留着。走着瞧吧，艺术这个东西是，路很长，别净是下结论。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还是徐院长的观点，徐院长，他说早晚有一天，中国是百花齐放的，但是现在你们得给我老老实实的。徐院长是做教育的，他是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