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和他的作品（上）

 

 

 

如果写作是一种辨认，那么翻译研究它也是一种辨认，两种语言之间一种辨认，或者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一种辨认，最终可以说对诗歌本身，让诗歌成为诗歌那种更根本的一种辨认。

 

 

去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诗集――《重写一首旧诗》，这个题目正合乎我的某种想法和我写作的某种性质――重写。

 

我是一个重写型的作家，因为我有的诗标上的写作时间，大概有好几年，甚至近十年。《重写一首旧诗》本来是我的一首诗，现在是作为诗集的名字，做题目我觉得挺合适的，也可以说是对我这些年的创作的一点总结。

 

它是一本诗选，也收有我的一些新作，但并不多，因为要留下一部分给另外一本诗选――《未来的记忆》，这本诗集大部分以新作为主。另外一本书是我的一个随笔集子――《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这个题目来自于叶芝，他晚年有一首名诗――《驶向拜占庭》，他远渡重洋来到拜占庭，祈求过去古老时代的大师从镀金的壁画中旋转当空，成为教他灵魂歌唱的大师，所以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叶芝。中国翻译这首诗的很多,穆旦、杨牧都翻译得非常好，这两首译作我都高度认同，用到这句诗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也特别合适。

 

武汉大学一个校友诗人李少君，他有一句口头禅叫“我是有背景的人”，我在武汉大学做报告就谈了这一点，我说李少君说他是有背景的人，我没什么背景，但我是有榜样的人，这本书写的十多位诗人都是我人生路上、艺术路上、诗歌路上的榜样。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样一条很艰辛而漫长的诗歌道路上伴随着我，激励着我。我这本书的每一篇不是一般的鉴赏性文字，是作为一个生命的回报，因为他们给予了我这么多重要的东西，现在是必须回报的时候了，这些诗人在我人生诗歌的路上，都曾经照亮了我，提升了我，激发了我，激励着我，在人生艰难困苦的时候。另外，今天需要重新来看他们，因为这些我高度认同热爱的诗人，每次重读都有些新的收获，新的感受。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对他们的一种回望，一种重新的认识，都写在我这些十多篇的篇章里面。

 

《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更通俗一些，读者面更广，另外一本《翻译的辨认》，就带有学术性质。现在很多高校都专门讲新诗，给学生开中国新诗这门课，但是都势一个模式，我想打破这个模式，找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新的方法来切入对现代诗歌，现代诗学的研究，我找到了翻译。

 

首先是在学科研究领域，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另外，它也非常值得去研究。有人甚至说我从事翻译和翻译研究是一个转向，其实也不是转向。因为我们这一代诗人，真正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艺术洗礼，读了些翻译诗，穆旦翻译的奥登，冯至翻译的里尔克，卞之琳翻译的瓦雷里，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袁可嘉翻译的叶芝，当年对我们都非常重要。

 

我很早就爱好文学，但都是非常盲目，而且接受的东西非常庞杂。下乡期间读了普希金的诗，浑身有一种犯罪般的颤栗。冯至早期的诗也对我非常有影响，他早年的抒情诗特别契合当年那种青春寂寞的心境。到了大学之后，第一次接触了翻译诗歌，这些伟大的诗歌第一次呈现在我面前。比如穆旦翻译奥登的《悼念叶芝》，第一次读，一种带着巨大寒意的伟大诗歌出现在我的面前。庞德有句话我引用了多次，“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这种感觉，这种时刻，是我在上大学期间获得的，就读这些翻译的诗歌，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被提升被照亮，所以我特别感念那个时候读的这些翻译诗歌。

 

另外，我们的翻译理论在今天这个时代也需要刷新。信达雅一直支配着中国的翻译界，和普通人对翻译的认识，但今天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翻译和信达雅根本不是一回事情。我们也必须从理论和翻译实践上探讨，尽量为新翻译诗学的建立带来一些可能。

 

《翻译的辨认》分好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翻译和中国现代诗歌的关系，比如翻译和中国新诗的语言问题，“翻译体”的问题。 “翻译体”过去基本是被否定的，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批西化，欧化，但它非常重要。实际上在文革后期，“翻译体”重又唤醒了一代诗人。比如说多多1972年写的一首诗《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一看就是翻译体，这种陌生的带着怪异的异质性的语言文体，是对那个时代主流文体的一种摆脱，一种疏离或者反叛，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毛文体像紧箍咒一样控制着整个时代，人的大脑，思想方式，说话语言。但是多多却说“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所以翻译体非常重要，它在文革的后期又唤醒了一代诗人，非常值得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第二方面是一些翻译个案的研究，比如王佐良的翻译，陈敬容的翻译，穆旦的翻译，再比如说还有一些台湾的像杨牧，叶维廉他们的翻译等等，还有当代诗人的一些翻译。

 

第三部分内容，我想尽量给我们中国诗人、译者、读者包括研究者带来另一种参照。我研究的西方诗人译者的翻译，比如说像庞德、策兰，策兰不仅是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他翻译了很多，莎士比亚，艾米利・狄金森，还有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还有其他语种的诗翻译成德语，是一个天才伟大的翻译家。我研究策兰怎样翻译莎士比亚，他的翻译绝不是一般的翻译，他是立足于他自身的时代――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来重写莎士比亚。策兰是奥斯维辛的见证人，幸存者，他在经历了奥斯维辛之后，他重新来打量那些古典的诗人。比如莎士比亚的风格是很优美的，流畅的，莎士比亚的语言是雄辩的、自信的，但策兰翻译的莎士比亚，完全是犹豫不决的，甚至结结巴巴的，他完全改写了莎士比亚，把莎士比亚变成了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诗人，这也非常值得研究。

 

我认为策兰的翻译是用他的晚期风格对莎士比亚的古典风格的一种重写，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启示，我们是否要变革我们自己的翻译观？在今天，我们怎样同过去时代的诗人，传统，文化文明的遗产进行对话？怎样来发掘和重新激活他们？我研究美国诗人雷克斯罗斯，他有个中文名叫王红公，他是继庞德之后，另一个对美国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翻译家，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杜甫的诗翻译了大概三十五首杜甫的诗，影响了数代美国诗人，所以我研究他对杜甫的翻译，这个研究是历史型的。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成为美国现代诗歌的一个开端，他把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化了，他为什么要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因为他认为维多利亚晚期的诗没法再读了，词藻化，雕琢，刻意修辞，感伤化，陈词滥调，滥情，必须变革，所以他借助中国古典诗歌这些具体坚实的意象进行变革。

 

但王红公的翻译不一样，他完全深化了西方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庞德的翻译基本上只关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其实这个比较表面。在我看来，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最根本的诗训就是诗言志，另外赋比兴，“兴”太重要了。过去很多解释都是言不及义，在我看来“兴”就是生命内在的感发，它和诗言志完全是一致的。杜甫的诗对中国汉语言表达力量的发掘，达到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但另一方面，杜甫的每一首诗都带着他生命内在的感发，没有这一点是不行的，只有意象，只有修辞是不行的，当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王红公对杜甫的翻译，他进一步深入到中国诗的内里，深入到文心所在，这是他的翻译和庞德的翻译相比的意义，他的翻译完全打破了早期西方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表面认识，进入到内里中来了。所以我通过对王红公翻译杜甫的研究，也可以反过来加深我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我的翻译研究其实就是诗歌研究，和一般纯技术性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是不一样的。我还是立足于诗歌本身，它就是一种诗歌研究，当然从翻译的角度所进行的诗歌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叫《翻译的辨认》？

 

这和我近些年渐渐生长一种想法是有关系的。2013年韩国给了我一个比较重要的国际诗歌奖，请我去领奖并致受奖辞，当时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在美国期间写了一篇《诗歌的辨认》。这来自于我的生活，我是在湖北鄂西北山区长大，那一个偏远的地方，不是在一个文化中心，而且又一个人，周边也没什么爱好文学的朋友，我的父母都是一般的中小学老师，但是说起来也很神秘就爱上文学了，那个爱不是一般的爱。有一次在我母亲的闺蜜黄阿姨家，她是县医院的护士，上过省文艺校，是个典型的小资。我记得上初三，文革中期，到她家去发现保存完好的书和《萌芽》杂志。结果我一连几天就扎在这些杂志中，几乎不吃不喝，坐在小板凳上，阿姨非常惊讶说，你是不是要当文学家？我点了点头，然后她转身和丈夫――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医生，对视了一眼，扭头就跟我说：当文学家可是要吃苦的。我又更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切就那样被决定了，那时还是懵懂无知的，但是你感到了就是它，你爱它，你也属于它，因为谁都没想到爱好文学会成名成家，会带来名利版税，稿费，根本不可能，那时候根本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但你就是只能属于它，无论它给你带来什么。

 

它能带来什么？可以想到的就是危险和吃苦。但是一切都被决定了，无论是否吃苦，无论它给你带来什么，你就属于它，这个问题当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解决了，无论以后我能不能上大学，或能不能成为一个诗人，我想我一生都会走在文学的道路上。但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在那样一个年代，周边那种环境，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独自的辨认和摸索。但冥冥中也有神助，这些榜样他们陪伴着我，激励着我，就像我在《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里写的这些诗人，一直帮我穿过时代的暗夜走到了今天。

 

不仅是在生活这个层面，还要在我们的时代里，文化文学的混乱之中去辨认，所以包括后来我不仅写诗，还写些评论文章，做些研究，我通过这样一种辨认，渐渐地能够感到,能够确立一种文学和语言的尺度，这个非常重要。就像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力，对一个民族都极其重要，尤其在一个混乱的年代。

 

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大体都不离谱的，它渐渐确定这样一个尺度，语言的尺度，诗歌的尺度和标准，还有判断力，但今天这个混乱的年代一切都被搅混了。纵然如此，我们要说作为一个诗人，如果要坚守什么的话，那就还得坚持去辨认，去确立这样一个语言的，诗歌的，文化的尺度。如果写作是一种辨认，那么翻译研究它也是，甚至更是一种辨认，两种语言之间一种辨认，或者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一种辨认，最终可以说对诗歌本身，让诗歌成为诗歌那种更根本的东西，那样一种辨认，所以为什么我起这个书名叫《翻译的辨认》。

 

我的翻译和一般翻译家不一样，一般的职业译者什么都可以翻译，但是我要翻译的东西必须是我高度认同的东西，不然我不可能去翻译它，我必须翻译我高度认同的，我爱的，甚至能够让我激动燃烧的，让我流泪的这些诗人的作品，我才有可能去翻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