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多元世界(下)

 

 

 

现在人类的成熟，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需要跟不确定性、未知性共存。我们要能够面对它。因为世界一直会存在着它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未知，我们要勇敢的与这种状态共存，这是一个成熟的心智。

 

 

刘擎：现在也有人说，有一种所谓传统的复古派，他们想打破这个东西，他们想逆转这个东西。这是我跟那些学者朋友最大的争议。我认为现代性的这个东西，是不能逆转的。除非你要改变整个人的生活实践方式。

 

比如说你要禁止人的流动，禁止信息的流动，让人处在一个相对稳定单一的文化环境当中。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要多大的社会工程才能复辟那样一种比较原始的单一的状态。

 

现代化它意味着流动性。刚刚我讲过了，你没有办法恢复那样一种状态，所以生活的多样性作为一个事实就放在那里。然后就会有这个价值多样的冲突。我们要把它接受下来，这个是韦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启示。有人认为这是不满的，因为韦伯这样会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这个我觉得在哲学上、在历史社会学上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必说。要么就是有一个唯一可靠的真理，我们把握住。然后我们有安全保障确定感。要么就是完全的混乱。其实世界不在这两极当中，这才是需要。这才需要我们思想家、需要学者、需要公民、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这个实践不断的探索的理由。

 

但是世界要么是完全混乱，如此的无望，要么就是在一元的真理论里边，我们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东西。那这个世界要么太可怕，要么太boring了。这个世界是精彩的、有风险的、令人激动的，就在于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么我想伯林，他有价值多元论的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是把世界看成只有一种终极价值，也是一个在概念上的错误。在哲学上概念的错误。比如说我们，他举的最简单例子就是说，我们有多种同样终极的价值，它是不可跨越的。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案例，复旦大学曾经有一个同学，给另外一个同学投毒，最后他就被判刑了。他的父母去乞求那个被害人的父母，说已经如此了，你是不是能够宽恕我，宽恕我们的孩子？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价值叫宽恕，英文叫 mercy 慈悲。

 

这个mercy的价值是最终极的。大家还有一个价值叫什么，正义。让你一个人负责，让你罪有应得。bring him to justice。这两个价值，正义的价值和mercy的价值，他们都是终极的价值。所谓终极的价值，他们说最高的，都是同等。在他自己这个维度最高。而且他们不能比较。

 

他们没有一把尺说，终极这个慈悲的价值是正义的价值的百分之几。没有办法，没有一个尺度。作为在哲学上叫不可公度性，或者叫不可通约性。伯林的意思说这两个价值你要达成的话，你必须要有损失和牺牲。

 

你要么牺牲慈悲，实现正义。要么实现了慈悲或者宽恕，而牺牲了正义。这两者当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在哲学当中是如此。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你不能都全要。你不能说。我们最后把所有多样价值统一到一个最高价值。然后我们实现那个最高价值。

 

所有的价值都统一了，这种幻想要丢掉，我们要面临现代性的处境。现代性的处境是充满冲突的。不管你跟人家有冲突，你跟自己也有冲突。但是这不意味着，这样的冲突必定是非常悲惨的。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在文章当中也写过的南非的问题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南非后来当种族隔离结束以后，当时有大批的受到白人种族歧视下那些牺牲者，比如很多受到被强暴的那些黑人女性，这时候你如果要justice，让每个人都治罪的话，这个国家是完全陷入分裂。

 

你要慈悲的话，那这些人怎么办？最后就出现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第一你必须是要有真相，你必须让那些人来坦白，来求得宽恕。然后让当事人怎么样给你宽恕。也就是说，像这些问题，像慈悲和正义的问题，在纯粹的哲学的逻辑上，是无法解决的。

 

在现实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方式让他们调和起来，这并不是真正的哲学上解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方式。也就是说柏林也是这个观点。他多元的价值，他的理论上、在哲学上没有办法排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现实处境中，在每个人的具体的情景当中，我们就无法取舍。

 

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有衡量，根据具体的处境。这就要求什么，它带来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没有公式。如果一元论的话，它就给你有一个公式。你说有一套，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教条主义者，安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了，每个人都要变成一个思考的人，独立思考的人，有自己的判断，要有充分的资源和知识，要有好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所有的这种解决，哪怕你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知识非常丰富的人，思维方式非常发达的人，也不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

 

你都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判断，而且往往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东西。你可能总是在生活当中要做选择，选择总是会带来某种缺憾、遗憾和不满足。我们要接受生活是一个精彩的、有风险的旅程。就像我们每个人去 take journey一样。你总是有缺失，失去这些、得到这些，有一些代价。

 

也就是说没有无代价的生活。所有的生活都是有一定代价的。而且这就要求，我刚才说你既不能是教条主义者，又不是虚无主义者。要求你独立思考。这就是我们现在，包括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意义。

 

在传统社会当中，你作为一个人是相对容易的。你只要听话就好了。你听权威的话、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有回报。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点非常难达到。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自主性的人。

 

你的思想、你的思维方式，你要自己做判断，自己做决定。当然你要自己承担责任。所以作为一个现代人，他是麻烦的。但是是勇敢的，是值得钦佩的。我觉得，也是令人兴奋的。

 

李宗陶：在最近15年，每年都有一些去世的学者，就是因为我翻那些名录，我觉得真的像一个小编年体。那么去世的这些人当中，就与与你本人有关切的、有关联的那些思想者有哪些？你推荐几个。

 

刘擎：我想我见过的马克·里拉还健在。去世的人里边，比如说理查罗蒂。理查罗蒂，罗蒂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因为罗蒂他15岁就去了芝加哥大学。他跟艾伦·布鲁姆什么这些人是同学。当时也是受过施特劳斯的洗礼的人。

 

但是他最后变成一个很叛逆的人。他不相信有一双什么哲学的这个魔眼能够看到真理。他最后认为，我们可能不需要在哲学上把那些东西全解决了以后才能生活。

 

所以他认为，所谓民主高于哲学的问题，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实践的人。我们在实践当中，并不是说哲学不重要，这些东西都重要。它是作为一种启示和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而不是作为教条。

 

也就是说生命是鲜活的。面对生命，面对生活的经验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知识、思维方式和认知框架。但是我们不是受制于它。所以他有一点点后现代的这样一个倾向。他认为，我们人在共同的相处当中，在社会当中，我们是可以达成一些原则，达成一些共同生活的方式。

 

这些方式，我们可以在不同方式里面辨别好坏。我们有一些常识，有一些直觉，然后哲学，好的哲学能够帮我们说明一些东西。我们并不需要变成某一个教派、某一种教义的信奉者来投入生活。

 

他特别想恢复生活本身的那样一种实践性的智慧。这个跟可能亚里士多德传统，跟阿伦特讲的公共生活的重要性，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罗蒂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没有谈到对中国的判断和看法？谈的很少。我觉得这是西方人学者圈的、全世界的一个转向。西方在二战之后，慢慢有一个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就觉得我们要少说话，我们要抱着特别谦逊的态度去看另外一个文化的事情。

 

这个是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在帝国主义结束后，你知道二战之后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世界上的所谓民族独立运动。老的殖民地开始拴门撤离。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

 

他们就觉得以前的那个帝国传统是把西方文明作为最好的文明强加给了，或者说认为作为启蒙者是“善意”的。打引号的“善意”，或者是帝国那种野心强加给了其他文明。这是有罪的。

 

现在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所谓白人的罪感，the sense of guilty。那么他们对其他的这个文化会说的很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接收另外。就是我认为所有的中心主义，包括华夏中心主义，也要开始反省。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叫Leigh Jenco，现在在伦敦经济学任教，她写了一本书叫《变法》。是英文写的，翻译成《变法》。她说西方人要学习中国。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她说中国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一代人，就梁启超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建立了一个典范。

 

她就说 ，把别人的文化不仅当作一个参考的资源，而且作为一个标准来修改自己的标准，她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中国，当然我们开始来反省这个是不是太激进版。她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就是一个文化，可以用他者的文化来作为一种标准来重新反省自己，来改革。她认为西方人要学习中国人的这个东西，不是说 说你看晚清中国的变化标志了我们中国人的，我们西方的文明还是比中国人民高。她说不是。你要学他的方法，是说他能够把另外的异己的东西拿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标准的一部分来修改。

 

她认为西方也应该这样对待中国。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现在开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是什么？所有中心主义，所有认为自我文化最优越达到顶峰的那些实践都破灭了。需要我们重新看待这样一个世界。我认为我们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多文明的对话的时代要开始了。

 

这个我们现在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谈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嘛。所以我在提一个所谓新世界主义的想法。就是老的世界主义就是说，把西方的那个东西看成全世界的东西。但是新的世界主义就是说，真正属于世界的东西是各种不同文化交汇、对话、竞争甚至有斗争产生的。

 

我不认为对话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对话。其实那种对话能够产生的东西很少。

 

李宗陶：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中国自己的状况。我觉得思想界是非常大的一个景观、一个view可以看到的。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您其实已经提到，您非常寄望70后 80后这些学界的这个后辈，他们能够形成一个知识伦理共同体，能够展开这种健康的、有效的、真正的理论的争论和辨识。

 

那么2014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个牛津共识达成，那个文章还是我写的。然后我就在想，现在你所感知到的这个学界的争论的氛围，包括思想碰撞的这种方式，有没有先进一些？

 

刘擎：有。有让人乐观的一些线索吧。但是也有比较让人悲观的方面。我觉得老一代的学者，比我更高的，蛮难改变的。然后一般的论述都是自我证成的。就是Justification

，Self-justification，自我合理化的。

 

我期望年轻的一代，第一，我在一篇访谈里面，也是一个长的访谈，我认为他们学养更好。他们的整个学术训练更好，童子功也更好。从小就读很多重要的书、经典的书。然后，因为他们还不是某个派别的什么首领，所以他们心态更开放一些。

 

他们更从一个人的智识的角度、学问的角度来看待对方。而不是说你的立场。这个是他好的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仍然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知识伦理的共同体。它仍然需要一个好的公共空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当下的局面还没有一个非常能够自由开放的共同讨论的空间。这是他们一个局限的问题。

 

我觉得对话，这是我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对话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对话不是说，你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真正的对话 ，深入的对话是改变。

 

不是说，我理解了你，你理解了我，哪些东西我们是相同的，哪些东西我们还差，理解是不够的。Based on understanding need exchange。其实所有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情侣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是有改变，是基于理解之后，不是说基于理解以后我们原封未动了。

 

我知道我们这差异所在，我们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这个词，我专门在篇英文文章里面辩解过。是要求的，是要make effort，是要花努力的。因为我们需要共同生活，我们那个基本的共识的达成，对于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作出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充分的、更自由的公共讨论。要有一个公共空间。中国的秩序是需要这样。世界的秩序也需要有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这样的公共空间。

 

要展开充分的对话，但这还不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根据一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比如刚刚我讲的平等的价值、多元主义的价值、互相尊重的价值、和平的价值。因为我们认为和平比战争好等等这样的价值。来根据这些价值重建秩序背后的那个规范。

 

虽然对于这个规范，比如说人权的问题，我们达成规范。背后的哲学基础可以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有人专门说，对于基督教来说，可以用尊严的概念。对于佛家来说可以用慈悲的概念。对于儒家来说，可以用仁爱的概念，就是仁的概念。

 

根据自己的哲学资源来证明人权的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达成这些基本共识，规范的共识。它可能有不同的哲学的思想资源。但是那些共识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我们现代人都开始肯认的这样一些基本价值。

 

所以总的来说，是要从充分的对话、自由的对话开始。然后要在对话的基础上建立生动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福祉改变。这里面当然包含着竞争和斗争。

 

因为不可能所有一个好的世界，一个基本有秩序的世界，不可能容纳一切东西。有一些东西它会被消灭的。比如说极端的恐怖主义，它一定会被消灭。我没办法有共识。

 

所以这是一个我对于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未来格局的一个想法。这将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充满争执的、有不确定性的这样一个世界。

 

那怎么说呢，我也谈过一个所谓成熟的观点。就是人类的成熟。因为康德以前讲，启蒙是一种成熟嘛。使人从婴孩子的状态摆脱出来，需要大胆地应用理性。这个当然仍然重要。我认为现在人类的成熟，从婴儿的状态，从孩子状态摆脱出来，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你需要跟不确定性、未知性共存的。你要能够面对它。

 

因为世界，一直会存在着它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未知，你要勇敢的与这种状态共存，这是一个成熟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