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权是产权的一部分。如果你拥有一个东西的产权,但没有任何使用权,这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仅有使用权也是不完整的。但是一个不完整的产权比没有产权要好。我们中国改革过程中产权也越来越明显
周阳:辛普森教授这本《市场没有失败》,它可能也给了一些非常浅显的例子。其中就提到了很多平常人们对所谓的市场失败的一些错误的,或者他认为错误的一些理由。然后在很多情况下他给出了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产权明晰的社会。让老百姓在自发秩序下自由自愿的交换,创造价值。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可能私有产权的确立制度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咱们国家好像私有产权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甚至我看科斯教授曾经说过,咱们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经济的发展,它未必是一个产权的明晰,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使用权、所有权的明晰,这样人们就能够自发的做一些事情。
张维迎: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产权的含义,可以静态的定义产权,也可以动态的定义产权。动态的定义产权,产权是一种预期。预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什么情况下,我的投资或者我的努力能够回到我的怀抱。我原来喜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一辆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是集体的。一个单位里有100个人、100辆自行车,平均每人1辆。然后你每天爱骑哪辆就骑哪辆。那自行车就会损害得非常的快,没有任何人关心自行车的状况,比如把它修一下、擦干净等等。这可以说是完全的一个公有制,你可以随便的使用,但是你没有产权。
但现在,我们这个自行车,每人分配一辆,编上号,时限一年。但是一年之后又重新分配。那这时候你就发现,前几个月大家还是比较爱护的。因为你前几个月不爱护,可能三个月后就坏了,也就没法用了。但是到最后一个月,你可能就不太爱护它了,因为这个自行车到下个月归谁,你不知道。
如果再设想一下,这自行车不是让你骑一年,而是五年内都归你。那五年内归你的话,你就是前四年半你都会很爱护,对吧?那再一种办法就永久归你,甚至你还可以卖。这也很重要。永久归你,但你只能用不能卖。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哪一天比如你的腿摔断了,自行车你也不能用了,你就扔在那就不管了。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卖的话,即使你腿摔断了,不能骑自行车,你还会把它修得好好的、擦得干干净净再把它卖了。你还拿到一个收入。所以产权它是一个可以说连续的序列,而不是存在一个0和1的问题,要么有产权、要么没有产权。
所以当我们在中国好比说使用权,它是产权的一部分。假如我说你这个东西有产权,但没有任何使用权,这个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仅仅使用权它也不是完整的。但是一个不完整的产权比没有产权要好。我们人类有好多的因素的限制,任何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产权。但是,我们中国改革过程也可以理解说产权越来越明显,尽管没有达到我们静态理解的所谓well-defined,完美定义的一个产权。但是,显然现在的农村跟文化革命计划经济的农村,产权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这个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农民有使用权,那这样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产权。
周阳:我想到一本书,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是米塞斯,他有一本书叫做《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为什么想到这本书?我昨天是坐高铁到了北京,车上有一位中年人,他是购买了一个座位的车票。但是有一个老大爷大概七八十岁,他就非得坐着那个座位,他不让。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尊老爱幼,让位子是我们的中华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中年人他也象征性的争执了一下,说不对,我是为这个座位我是付了钱的,我是通过我劳动交换出这笔钱,这是我劳动应得的。
这旁边的围观的人,众说纷纭。有的人就认为我买了票的,我就是应该对号入座。我也是持这种理念的,我的邻座他就说这个也不能这样讲,我们还是要尊老爱幼,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缩影。就是说关于产权,我认为我买了票,我是有这个座位的产权、使用权。但是感觉在咱们老百姓的心中,他对这个市场,简单说就是对产权的理念好像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心态。
张维迎:产权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就是界定有争执的这些东西,减少浪费性的争执。同样的东西你要我也要,大家打起来了。有了这个价格之后,那谁付的价格就是谁的。
你刚才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一下,好比从这个老大爷来讲,他仔细想一下,如果产权规则都得不到尊重的话,对他更不好。尽管在这特定的事情上,他要用这样一个观点为自己辩护。其实如果真正的产权得不到尊重,对他更不好。因为比他力气大的人多得多,比他年龄大的人也还有,或者假如碰到一个孕妇或者再有其他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你得尊重。
一个人,如果你总是引用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就讲我们得要有一个普遍的规则,这个规则是适用于你也适用我。如果我喜欢这个规则的话,我得想着别人也有可能喜欢这个规则。所以我们才要尊重一个共同的规则。那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有好现实中的人的行为,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规则定义的。好比说,当然可以这个座位归我,我出了钱了。但是,我仍然可以说我让老大爷坐,我不坐它,我觉得他年龄大。这属于我的什么?这属于我的一种慈善之心、仁慈。
那么说回来当然了,我们也要欣赏这个东西。但是,不能以这个东西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我套用亚当・斯密的一个比喻的话,类似就是说,这个产权规则,它类似就是一个建筑的承重墙,整体结构。但如果这个建筑我只有承重墙、只有结构的话可能没法住,或者住起来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还有好多装饰性的东西,好比画、窗户的纸、玻璃等等,这样我们觉得舒服一点。但是,你绝不可以说,一个建筑物,装饰性的东西比这个承重墙还重要。所以像你刚才遇到的这些问题,这个年轻人,他可以让他的位子,但这个老大爷他本身没有权利不让这个年轻人坐他的位子。
我们可能有另外一个规则附加在这个上。比如说你买的票哪个座位就是你的,但是遇到超过多少人了,你必须让座给年龄大的或其他,那可以做出一个规定来。也就是对产权做出一种限制。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买了这张票,但是我也可能有1%的可能性坐不上这个座位,那我在决策的时候就把这个考虑进去了。那这时候我也可能就开车了,我就不去坐火车了,但是这种规则应该事先有一个明确。
我就说现实的复杂性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在当时来讲,也许好多人会同情这个老大爷,是吧?如果要我的话,也许我就会让给他。但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慈善心,别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做慈善。你强迫别人做慈善,无论你什么样的理由都是不道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周阳:张老师,我看这两本书当中,尤其是您的书提到一个,咱们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经济市场化一个摸索的过程,有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直接就能达到目的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您说的1989年到1992年,其实是一个受挫的时期。但是可能发生了一个巧合,反而为后面的改革埋下了伏笔。我看这个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当中也是有相似的一些情况。
张维迎: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所谓有目的的行动导致的无目的的结果。但是我们人类在决策的时候。我们讲,人有自由意志,就是我们做事总是有目的。所以米塞斯之前就说,一个Action,一个行动,它本身包含你是有目的。但是这个后果可能不是我们预料到的,尤其是一个集体性的后果。这其实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人类每天做什么,现在我们坐在这里交流,我们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个播出以后带来什么后果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跟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我们不要固执地认为任何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方案。可能不同的方案殊途同归,也可能同样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的环境下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些就是我们理解的自发秩序。我们人类没有聪明到那种程度,把所有的后果都预料到。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让一小部分人自以为聪明,他强制我们做什么。
因为管我的人本身可能犯更大的错误。如果计划者像一个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是大公无私的。那当然了,我们说让他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不存在这样的。人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只能在市场当中让每个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最有才能的人,比如说那些企业家,比尔盖茨、乔布斯或者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人,当然他控制的资源就多,但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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