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套理论无法解释长久以来中国社会运行规则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也无能为力。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一套不同于明面上的制度的规则在运行。了解了这套被称为潜规则的社会运行规则以后，重读中国历史，会令人豁然开朗。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是1992年写完的，1992年吧，大概写了两年。我以后离开农村也不干这个，跟《农民日报》跟农村有关的事了。这已经不是历史的重点，历史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城市了，转移到与工业化有关的这个过程。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但是别的问题没解决，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书。别的问题就是学大寨失败以后， 1978年我上了大学，好像承认失败了。然后从1978年到1982年，四年大学期间，一直经历着这个毛泽东思想逐渐的退下去，对他的质疑越来越强的过程。然后邓小平搞了大包干，1982年开始席卷全国。然后还有后边还有计划经济，这一系列，国有经济这一系列纷纷的改革，而且一改就灵，大包干是一包就灵。

 

    大包干一成功就意味着人民公社道路、我所受的那套教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一套灌输而成的已经在脑子里就是深深的打下烙印的那套世界观，再解释这个社会已经全面失灵。解释我熟悉的这个现实、我经历过的失败全都不灵了，那就是那套世界观崩溃了。

 

    一套世界观崩溃了以后，怎么把握这个世界，怎么理解我们的生活，怎么理解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全面陷入迷茫。然后我就一直想找一个替代品，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一个替代，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更加符合我所了解的这个社会，更加能解释我的失败，解释这个社会的波折。我就用了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寻找这个新的世界观。

 

    那十年里从1978年就开始，不止十年。一直到1992年我写陈永贵的时候都在找。当时是引进了很多西方的学科。以前的马列主义的学科也扩展了，扩展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有青年马克思的那个异化理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扩展了这一系列。但是马克思的这个一套体系中对我来说只解决了，比如说百分之二三十的问题。那百分之二三十的问题还基础不稳。当时南共中央书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叫德尔拉斯，写了本书叫《新阶级》。解释共产党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一个新阶级出现。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剥削阶级，新的压迫阶级。它就用来解释苏联东欧整体的共产党变质。

 

    当然毛泽东也说共产党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跟这个新阶级这个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有一个根基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路，阶级是从生产关系中定义的，它是生产关系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社会集团。可是官僚集团他们是上层建筑的领域，他们不长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中，那怎么用唯物史观解释？或者你说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他们还是上层建筑吗？这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说这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分类到建国之后就已经不适用了？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或者理论出了问题，或者现实出了问题。反正这个不契合了。

 

    所以这个根基是有问题的。我说解决30%的问题就是解决了我看到的这个部分，政权官僚集团对于经济的介入和强大的影响力，对市场的强大影响力，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强大的那个打造能力。它说什么就是什么。它说把地主阶级灭了就灭了。他说大包干了，可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资产阶级就诞生了。有一个更原始的，比阶级还要有力量的一个东西，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的，可以称之为新阶级。但是他们真是一个阶级吗？怎么定义这个阶级呢？又出了问题。这就是我在马克思这条路上部分的得到了答案，又没有找到完整的图象的这个核心的这两点。

 

    然后剩下的西方的路子，比方说社会学、比方说经济学，政治学这三个。首先它们都是分开的。政治学谈的就是西方政体的那些运作，三权分立，这中国没有。各种选举技术，总统制、内阁制，我们用不上。根本都不适合于解释中国。经济学、市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在那里边全都是等价交换，都是按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力做出选择，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不能强买不能强卖，也反对垄断。都是没有权力介入的这么一个市场。但是中国是这么一个市场吗？你可以随便买随便卖吗？我把这个全垄断起来了，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你谁敢做这个生意我就能关了你。就我这一家，说什么价就什么价。三大生产要素中，一个金融，就是资本要素；土地要素是第二大生产要素；第三是劳动要素。

 

    三大要素我们看这个金融，你可以随便去办银行吗？不行。你如果民间老板敢随便集资，非法集资罪这可以是枪毙人的。那所有的这个贷款全是国家垄断。而且说贷款利率是多少，中央规定的。

 

    这叫市场经济吗？这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能给你解释的这个利率的市场，根据市场的需求，对资金的需求，需求多了利率高一点，需求淡了利率低点，是这个样子吗？不是。那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的现状，解释当时的中国，再解释历史上的中国都会出问题。中国历史上比如说《盐铁论》，写的就是盐国家垄断，铁国家垄断。

 

    应该说什么工业品挣钱国家就垄断什么。茶，那就榷茶。榷，商榷的榷，意思是独木桥，这条路是只许我走。榷茶，榷酒、榷烟，就是所谓特许经营或者专营。直到现在我们的盐刚刚开始要改革了，烟酒茶这仍然是全面垄断的状态，那里有巨量的税。这里都是有权力的介入。所以不研究政治，光研究经济，用西方经济学来看中国历史，就觉得也没给我勾勒出一个整体画面来，这世界观还是建立不起来。社会学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那些问题。不管是属于功能学派的，那帕森斯的，还是冲突学派的。它都没有这么一个能够顶替历史唯物主义那幅宏观图景的一个大图景。

 

    心理学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就在这一连串的，当然浅尝则止的这种浮光掠影的了解之中，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最后我的结论是找不着。我的世界观崩溃了，重新建立不起来。然后1992年的时候我去写《陈永贵》其实也是觉得，整体我建不起来我就解决具体问题吧。我为什么学大寨失败了？解决了一个，但是整体世界观还是欠缺的。

 

    然后隔了那么几年，我有时间了，1996年又开始捡起这个，捡我内心的困惑来了。我不能重建一种世界观，我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困惑。比如说我的一大困惑就是中国社会究竟是根据什么规则运营？这个是我大学刚毕业，1982年我到了《农民日报》。当时叫《中国农民报》。1983年我就遇到了一大困惑。那一年我在群工部看读者来信，其中有很多来信在谈，农民买化肥，买的应该是平价化肥，但他们只能买到高价化肥。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他们在揭老底儿。当时的政策是，当时实际上是双轨制。

 

    国家在用平价收购农民的棉花和小麦，棉粮都是平价，市场上比如说是三毛钱一斤，可能国家收才两毛钱一斤。我对具体数字记不住了。平价收了，统购统销的那个范围内，征购的那个范围内，收了你的棉，收了你的粮，那同时国家那个化肥也要以适当的这个同样的比例平价的卖给你。

 

    如果市场上比如说一袋化肥假如说是50块钱，那个平价30块钱卖给你。就这么平价跟平价挂钩，有那种叫挂钩肥。你按计划交售国家了粮食，国家就按照这个你交售的粮食数量卖你平价化肥。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来信说，农民说买不着。这平价化肥都哪去了？比如说开封的内部就捅来这个，就把这个内幕捅出来了。比方说到了开封地区了，他们地区的农资局的头，或者供销社的头就批了好多条子给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他们把这个平价肥拿到，比如说30块钱拿到，然后一转手卖50块钱，就这儿去了。他就挣钱去了。

 

    然后到县里又批，又是一批就没了。层层批，最后到村里还有多少呢？我们就从北京的最高分配化肥的部门，就是全国供销总社农资局，一直到到河南省然后到开封地区，再到下面的县里尉氏县，然后再到下面的公社，再到下面的村子，挨个问。到了你们这儿多少？批出去多少？到你们这儿多少？批出去多少？最后到了村里问那个农民，买没买到化肥？没有。见过没有？见过。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这没了。

 

    这就相当于供水系统，自来水系统。比如说这就是你们的供水系统，这外面接出了很多的管子，私下的跑冒滴漏。最后到了那个用户一拧这水龙头，两滴。滴答一滴，会计；滴答一滴，队长。农民没了。那你说这个究竟中国的这个农业生产资料，比如化肥的销售渠道，什么是主渠道？化肥是根据什么规则分配的？是按照国家计划的这套挂钩啊什么定量的这套供应呢？还是按照市场供应？既不是市场也不是计划，是什么？另有一条暗自的管道在那运作呢。

 

    当时我们这个写了一个系列的报道。这个报道呢，第一篇就是化肥追踪记。最后探讨这个现象的时候，有一个系列报道的一篇就叫做内部章程。我就想描述，有一套东西在支配中国社会的运行。这套东西不是明面上文件上写的那个规定，而是一套暗自运作的东西。当时我在写这个时候就想，也许中国历史上就有大量的这样的事情。跟那个公开宣称的那套东西、那套规则，相反。有一套实际支配中国社会运行，但是又不能明说的规矩。这就是我写那个《潜规则》的初衷，最初的启发就来自1983年的这次采访。那个采访跟踪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最后结果按照书面来说，都应该成功了。

 

    比如说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人民日报转载，然后中纪委和商业部联合组织调查组下去调查。我也是那个调查组的成员，我跟着中纪委他们一起一路查到底。那个最后当事人受处分，撤职。看起来应该成功了吧。但是过了两年回头一看，那几个倒霉蛋被撤了，化肥该怎么批条子肥还怎么批条子肥。只要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利益，就挡不住的有人追求这个利益。前扑后继，就像贪官似的。这个制度是成问题了，这是什么制度？怎么称呼这个制度？怎么分析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从哪来的？它的根源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对我来说，留下的就是隐隐然的一堆困惑。

 

    我想有时间我应该看看中国历史是怎么运营的？是不是也有这套东西，它怎么运作的？1996年我开始有空了。我干了很多事都搞砸了，最后回家就去看、读史书。从明史看起，然后这个笔记用这个角度去看历史。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后来看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编这一个词儿。它不叫内部章程，叫内部章程不准确，有的根本不分外部内部。比如说官员敲诈勒索，收红包，索个贿，到饭馆去吃一顿不给钱，吃霸王餐。

 

    这都算是内部章程吗？什么叫内部？什么叫外部？所以内部章程不足以概括这些问题。那叫什么？找了很多概念跟着组合。潜章程、灰章程、规则、正式、非正式等等，组合来组合去，最后看那个“潜规则”这个组合觉得特别顺眼，怎么看怎么就觉得又顺眼又顺口，就是它了。然后就非常自觉的戴上潜规则眼镜去读明史。看起来满目都是潜规则。原来怎么读史书的时候就看不见这个东西呢？一旦心里存了一个念头，看这个历史一篇一篇的净是这个潜规则的故事。一边看一边做笔记。

 

    等这个笔记做到了七八十万字，将近100万字的时候，这水就开始溢出来了，就觉得想写点什么东西了。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就谈贪官为什么贪的故事。讲完了他说，哎！你把这个写下来，我们正在约一个稿子。你帮个忙、救个急，就你刚才说的，写下来就行。我当然写起来很容易，有一堆故事嘛，挺简单的。那就是潜规则里边我写的第一篇叫《当贪官的理由》。发在《上海文学》上。发完了那一篇以后，我就觉得还有那么多故事呢，我说我再写几篇。他说没问题，欢迎欢迎。我就一下大概写了七八篇，大概有十来篇吧。反正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这个都发在上海文学上。

 

    最后这一组文章加起来变成一个集子就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这就是，我就用这种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遇到的困惑受到的启发，得到的这个视角。回头读中国历史，看到了以前忽略的东西，完成了这本书，这又解决了我一个困惑。

 

     刚才说的第一个困惑是来自学大寨的困惑。第二个困惑是我这个报道失败的困惑。我跟这儿投入了那么长时间，完成了一次报道。那个报道还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就是目前中国的最高新闻奖。但是在事实上，如果不谈我的记者生涯而谈这件事情本身，我又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堂吉诃德面对着那个风车冲过去，最后我跟那儿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趴在地下了，那风车还在转。

 

    就是我为什么会失败？这背后的这么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噢，到了1997年，我写完第一篇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的时候，我渐渐的明白了，这就是在解决我的第二个失败。这些失败背后都意味着需要重建我的世界观、重建我的历史观。这些都是正统的那个，我受的正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的第二本书，也是潜规则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