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老师谈著书（2）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巴黎1968年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学生运动，而且就在这个学生运动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各种在中国当时还没有被很多人了解的这些学派以及它的思想，在学生运动中都迸发出来。1978年我到香港仅仅是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五本书，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罗素哲学》、《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实用主义》。后来不断充实，一版再版。

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的每一本书本身的生命故事。我的很多书有它们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它们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使得我去写这本书，探索某一个问题。我刚才讲不要把我的某本书，看作是与我个人生命无关的一个思想记录，因为可以说相反地，它们是一个我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的记录，它们是我的生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年代，在不同的思想文化条件下，所经历到的各种事件的缩影。

这些东西跟我1978年到1982年写东西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为什么到1978年以后才像泉水一样迸发出来，那是因为我在北大的本科五年和研究生四年，已经积累了那样一些比较扎实的，哲学上的知识我脑子里面已经有被压缩的一个写书的胚胎。就好像种子一样，在我脑子里种下了。但是这个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因为本来我是充满着希望，在研究生毕业以后能够马上就写书，去研究问题，但没想到我毕业以后，刚刚毕业，1966年5月毕业，1966年6月底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的对我进行批斗，给我提供了一个生命上的动力。因此我在1978年，因为我特殊的身份，我作为归国华侨，当时党的政策允许我出国，我才申请出国去了，到香港。所以我刚才讲1978年到1982年之间，我在香港待了一年半，然后1978年年底到1982年到法国了，这是我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再从香港到法国这段时间，是我有生以来进行创作最有生命力的第一个瞬间，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以想像，在我隔离审查的十年，不但是见不到阳光，见不到外面的一切，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我的思想给掐住了，不让我看这个，不让我看那个，而恰恰就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中，西方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恰恰在这个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并不知道。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西方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争论，比如说关于“诠释学”的争论，关于“主体问题”的争论，关于“逻辑哲学论”的争论，关于“心理哲学”的争论等等，那时候都有很大的变化。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北大所学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场争论，在西方来说简直是天地之别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样一个隔绝，当我有机会在1978年来到香港的时候，我一下子眼光就发亮了，而且一切新的东西在我面前展开，让我难以抑制的振奋，去探索。何况那时候，刚才讲了，十年的压抑的那种精神上要重新出发的动力，促使我当时一下子就正好自己又是在壮年时代，进入到生命的壮年时期的时候，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很饥渴的，好像是多少年没有吃饭的人，突然看到了那么多的很值得我去品尝的那些好东西，值得我很积极的去探索。

所以1978年我到香港仅仅是一年半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五本书，而且这五本书都是当时最新的，最时髦的，也就是说最前沿的一些问题和学科，这就是我当时出的，一个是《存在主义》，一个是《结构主义》，一个是《罗素哲学》，一个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还有一个是《实用主义》。这几本，我一下子五本就写出来了，而且这五本写出来的过程，又是我当时当地现场的去收集材料，拼命的收集材料，加以分类的同时去创造的。可以说现在看来，我回过头想想，那时候的精力是难以想象的那种旺盛，在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下子面对着那么多的材料需要去探索、去看，同时要去分类，而且都是新的东西，但是自己还能够很快的把它给总结出来。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有那么旺盛的动力，如果当时没有在这以前十多年的那种压抑要迸发出来的话，那这一切不可能的。所以我现在想起来也是感到带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那时候为什么能够一下子就写出那么多。

那时候我感到我写的东西，都是我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种呼喊，一种生命的灵魂的一个召唤，让我去探索这个问题，压抑不住的。而且不知为什么感到带有神秘性，一下子就把握到问题的要害。所以我这些书尽管是我快速写出来的，但是我没想到，一下子就卖光了，在香港市场，整个台湾也是，当时很受欢迎的，因为那时候是在香港出版的，而在台湾，当时还处在蒋经国时代的“戒严”时期，有很多书是不能随便出版发行。我在香港出的书，居然引起台湾青年读者的注意，他们纷纷在私下传阅我的书；台湾有的出版社，还以假名盗印了我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书。我没想到一下子就这么迅速的传播开来，我刚才讲的，是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跟我经历的那个时代有关系。

而那时候西方也正是一个变动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巴黎1968年发生了震撼全世界的学生运动，而且就在这个学生运动中，我刚才提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各种在中国当时还没有被很多人了解的这些学派以及它的思想，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都迸发出来，这些思想跟学生的运动、跟社会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体现了这些思潮本身的时代性。它们的思想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跟社会的发展的节拍和频率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学生都拿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等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为他们进行学生运动的一个口号，而且那些存在主义的思想家自己，到现场去跟学生一起造反。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萨特，亲自到街上跟学生运动一起游行示威，正好1968年巴黎发生学生运动的时候，在中国也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他们法国人就把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精神给传到那边去，萨特亲自把毛泽东写的“造反有理”这个口号翻译成法文，流传在法国的学生当中，他们用法语说“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翻译得非常贴切，强调人人都有理由去造反，萨特把毛的“造反有理”翻译成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成为当时造反的学生都很熟悉的法语口号，成为学生运动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当时还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国内是封闭的，而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在隔离室里面，我哪知道？但是一到香港这些事全部都知道了，给我很大的一个推动。后来我到法国去找那些人，我逐步见到了西蒙・德波娃、罗兰巴特等人。我是1979年到巴黎的，正好那时候萨特生病了不久，我没有办法见到他，而且他在1980年就去世了。但是跟萨特在一起的很多存在主义的思想家还在，所以我跟他们有很多接触，到巴黎以后我特别敬仰的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从那以后，我就跟他接触很多。因为结构主义不只是对我来说，对整个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新的东西，这个新在哪里，不是说这个思潮本身是新的，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式和对待问题、考虑问题的模式，这种新的思考方式，对于长期受到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能接受的，或者说根本就不理解的。关于结构主义的思考模式，它是由法国当时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来的，当时还在，我到巴黎以后，我在巴黎第一大学注册，作为哲学博士研究生去那边读书的时候，隔壁马路对面就是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讲课的法兰西学院，他在那里有结构主义人类学实验室，而且他每个星期定期的在那边召开研讨会，我过马路就到那边去旁听，从那以后他对我特别优待。因为在当时我是他在他的教学中第一个碰到的中国人。

他一直很关切我，也给我很好的指导。我这个《结构主义》出版以后，在1979年在香港出版以后，后来我跟他接触，我就觉得很多写得不够，然后像《存在主义》一样，不断的增加新的内容，所以结构主义也是出了十几版。最近大概很快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要把这个《结构主义》最新一版把它出版，我同时也把很多新的资料交到那边去。我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很集中写的，当时像喷泉一样写出来的那些书，后来一直成为了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因为它是生命的一个体现，活生生的表现，而且它一直活着，出版了不等于就结束了，后来一直再版，每一本书都是出版了十几版，这我都没想到的，我还没想到那么多人很欣赏我当时的书。我现在觉得并不偶然，因为那些书里面所写的文字，是我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些思潮、对这些学说的理解，有感情的一种理解。

当时我记得在我出版《存在主义》以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系的系主任刘述先教授看了我的书以后，就邀请我到中文大学去讲存在主义，当时邀请我到香港中文演讲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说，高先生你写的这本书那么多人爱看，我的太太也爱看这些书。他说，他太太跟他讲，说只有看了高先生的《存在主义》，才明白什么叫存在主义。这是对我的一个鼓励。不管怎么样，说明我当时确确实实是带着感情，用我的生命体验去写这些书的，因此这些书不断的能够更新，一版再版，光在香港台湾，就先后再版了十多次，这是我在写作中所经历的第一个成果。我刚才讲我写作高产的第一个段落，就是197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跟当时的我的经历、跟时代相联系的。这是要讲的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