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一）

 

 

 

这里写的都是我在文艺界经历的一些事，认识的一些人。我想他们，我就一个一个的写了他们，我不写的，那肯定我不想，所以我想的人我值得写。

 

 

第二本书叫《三人行》，就是我在文艺界的人和事。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在文艺界接触的绝不只是美术界，我喜欢音乐，音乐界的头脑我全认识。仔细想一想，当时一级演员就一个郭兰英，那是我的好朋友。昨天给我来电话了，从广州又来电话聊天，一聊聊快半个小时了，我看她也闷了，是我们家里的好朋友。郭淑珍是我的老同学，王昆就不用说了，后来也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她到美国去的，我接待她的，都很好。过去的女高音，三十年代的女高音，管夫人也好，或者是郎毓秀也好，我都认识。

 

我喜欢音乐，甚至喜欢音乐超过了美术。我认为音乐太伟大了，因为它没有形象，它能创造出来那么样的天籁之音。而我们画画不行，那都得有对象，看景都能画出来，看人能画出来，音乐什么都没有，它能创造出来那么样的美好。贝多芬也好，莫扎特也好，我绝对是崇拜。甚至包括老柴我都特别喜欢，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有这个条件，我小时候听这些东西长大的。我的哥哥是典型的二少爷，什么都玩儿。那个年头，我们家里演电影，打喇叭，好玩儿喇叭，我们的别墅在仁川山上，他那个大喇叭一放，交响乐当当当当，我感动极了。我是听着这些东西长大的，我喜欢。所以我的哥哥，我的环境，也给我这么些陶冶，我认为很好。美术也是这样的，在那儿也看到一些朝鲜人他们国家的那种感情，唱歌、跳舞的民俗，所以这些都对我的影响很多。

 

所以我的经历，我感觉到，最近我才想到，活到80多岁，有些事才能悟过来。在年轻的时候想不到，在中年的时候忙工作也想不到，老了以后慢慢才想，过去我特别不好意思，我的出身不好啊等等，总是感觉是一个负担，有一种负罪感。你们在书里都可以看到，我们家的丫头，后来我去看的，我们的红儿姐、喜儿姐，我写的那几段，都感到特抱歉，一种负罪感。

 

最近我就想，从一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倒感觉沾了光了，我就感觉沾了出身不好的光了。经历多，海内外的事，家里这种起伏的事，那别人是没有的，我经历了，反正是说不出来的各种情况，你没碰到都得碰到，所以我倒感觉，反而作为一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倒反而感觉到我的出身给了我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吧，这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说，我认为是有用的。

 

我画画也是这么个情况，有的人学了油画，一辈子就是油画，人就在这上干。我学的油画，我今天也是等于吹牛吧，我在我们班上绝对是第一把手。我也没想到，我也不怎么用功，你想，唱歌、扭秧歌都是我的事，合唱团我是团长，扭秧歌我是队长，整天忙这些东西。画画有时候也画，到交成绩的时候，徐悲鸿还给了我一个奖，我经常卖弄这一点，30万法币。当然，两包花生米、一本笔记本也就30万，那个时候。但是很高兴，也得到院长的喜欢。就是我玩儿，真正的画画我就感觉到我并不用功，可是最后毕业的时候，我是第一名，碰上的。所以我经常说，死猫碰上死老鼠，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可是事实呢，你瞧我在出版社的成绩，我都感觉太厉害了。我都没看，有一次搬家，我那些印刷品我都忘了，一看这么多，这谁画的？这都是我，印的杨先让。还有领袖像，多不简单！但是很卖命。因为我没有当一个大画家的思想，所以我走在哪个山头，我就唱哪个山头的歌，一点不遗憾。本来是搞油画的，画的也挺好的，最后不画了，搞版画了，变成了版画家了，又得奖，就搞版画了。后来到学校教版画在版画系。李桦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系主任，那绝对我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教员。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绝舍不得我。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又搞版画，最后，我其它的画画得也可以。

 

四人帮倒台以后，开放改革了，画值钱了，人都在画，我一头钻到搞民间了，下乡了。我记得我的一个表哥和我同岁，他的外号叫“秃驴”，因为小时候他撒泼。我们家乡就是这样，男孩撒泼外号都叫“秃驴”，因此我在家里头外号也叫“秃驴”。我没想到他也叫“秃驴”。结果我们两个都在汉城上中学，一个同学叫“秃驴”，我刚要答应，结果他答应了，真高兴，得，这个秃驴就给他了，我再也不叫了。

 

我这个堂哥在美国一直没回来，这次回来看我这个堂弟，我们几十年没见面了，我们又是同学，又是亲戚，他在那儿又发财，开饭馆发财的。然后回来看我，结果我领着队伍到农村去考察民间艺术，他就奇怪，他说什么年头了，人家都上月亮上去了，你这还和农村跑，奇怪。我姐姐是中学的校长，她在哈尔滨，她退休了以后，她就说我是浪费生命。反正很多人不理解，可是我特热心。人家都在画画，我也不画了，除非是逼着我，我就画一两张，也可以，参加个展览，而且画得还挺好。

 

我记得四人帮倒台，美术学院第一个出国展览就是到香港，全国的教员都要拿作品。我也拿了一张，放在大礼堂，大家伙审查。艾中信当时是副院长，一进屋，问这是谁画的？我的画，我说我画的。他看了我也不说话了，画得好，肯定。不然的话他怎么那么吃惊呢？结果到香港去，我这张画丢了。不好的画干嘛丢啊？那肯定画得好才丢了，让人偷了，所以我高兴。我就这么一个人。我也不认为是好，反正我画了，就这么个情况。

 

结果我一头钻到民间，我就干这个系，然后考察等等，就这么样走过来的。最后出成绩，我也想不到，我也没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版画家，而且是五十年代的代表者之一。那当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三十年代是李桦他们这一批人，四十年代是古元、彦涵，五十年代是谁呀？是谁呀，数吧你们，没有我吗？可以吗？我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的，而且是版画系。很自然的，我也没想到，忽然间又搞民间美术。最后，虽然我离开了以后，他们把这个系取消了，但是喊了10年多，总是起了作用，我就变成头面人物了。

 

我也没想到最后又出来《黄河十四走》这本书，都是没想到的。汉声出版社逼的我写的，我最后写了，结果他们出了，起的名叫《黄河十四走》。没想到挺红的，国内要出版。这一次张杰死皮赖脸的也想着出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他们的事，我都没想到。所以我这个人就靠着自己这一点所谓的天分吧，我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的书法，我爸爸最重视我的就是书法。我小时候，我的其它功课不及格干什么，爸爸从来没说过我，但是书法，那他是绝对重视，因为他的书法好。他回国给我带的礼物，绝对是笔墨这些东西，别的不给带。给我妹妹她们带的就是鞋、女孩穿的东西等等，给我就是笔墨纸砚这些东西，所以我爸爸对我特别重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觉我写得好，成绩都贴在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我也不知道好在哪。所以我就感觉到经历很重要，家庭的经历也很重要，我自己的从艺的经历我认为也很重要。

 

刚才说到了书法，我也没想到，在休斯顿我儿子忽然间要让我写《兰亭序》，我说我没写过这么多。还要写大，我说怎么个大？我就四尺宣，四张纸，我就算，我就给他写了。而且，其实《兰亭序》完全有那个临摹的印刷品，我都没找，我就让一个朋友找一个《古文观止》，把《兰亭序》那篇文章给我拿出来，我就照着写了我的行书，写完了一个字没错，我感觉到很满意。结果儿子说太小了，还要再写，我的纸都可惜了。最后用六尺宣又写，一个字也没错，写完了。休斯顿美术馆还展览我其它的书法，甚至在玻璃柜里头都展览一年多。我就变成个书法家了，我也没想到，从来没想过，也不想当个书法家。但是我就这样很自然的。但是我的书法我感觉到只不过是不难看而已。

 

我这个人，我绝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人不是。我只要是答应了人家要做的事情，或者我准备决定要做的事情，我都很认真的做。最后有什么效果，我这个估计不出来。刚才我说了《黄河十四走》，我也想不到，最后办了个民间美术，最后在社会上起这么一个作用，我也没想到。我只不过是感觉老祖宗需要，需要我宣传，需要我卖力气，我就卖力气，不画画等等我也不在乎。

 

最近我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在烟台也说了，在致词的时候一次会议上我说了。吃饭的时候，我的一个可以说很好的朋友，他是油画家，他在我耳朵底下小声说，他说当初你如果画油画多好啊，你瞧你搞了版画。我当时感觉这什么意思？弄的我挺恶心的，那顿饭我没吃好，我就感觉没劲。什么意思？油画现在很值钱，版画现在不值钱，对我是这么一个遗憾。当初如果画油画的话，我能画的很好，今天能发财。因为你搞了版画，你瞧你今天你的版画卖不出去，这太丢人了。

 

但是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认为他也是诚心诚意这么说了一句，对我好，所以我就没说什么。可是仔细想这些事，我不考虑这个。我们家有钱过，太有钱了。你们想一想，都哪去了？我爸爸那时候在沈阳，因为他们在商量在秦皇岛买了30亩地，要干嘛？要准备建玻璃厂。那钱都哪去了我都不知道。有一次我到秦皇岛去旅游，带着学生，就带着徐冰那一班，我就想我爸爸要开工厂，30亩地在哪呢？

 

我和我爸爸40年没见，1983年，我第一次到去美国看他，我就问了他这一句，我说爸，你瞧你，从哈尔滨，不是我爸爸就是我爷爷、我叔叔，从哈尔滨，你往下看，每一个大港口，每一个大的市，辽阳、沈阳、大连，你就往下弄，烟台、青岛，甚至包括那个北戴河旁边的秦皇岛，你知道上海、香港，我说你的股东，你的生意，你不心疼吗？我问我爸爸这个问题。我爸爸真好，那时候他90岁，他想了想说，他说时局，没办法，但是他也不心疼。

 

我到南朝鲜去的时候，那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咱们和韩国还没建交，咱们都叫它南朝鲜。人家请我去讲学，给五个美术学校讲学，也是旅游，然后看看我的老地方，那都不属于我们的。我遇到我的小学同学，他叫何为选，这个人死了。他陪着我走仁川，华侨小学等等，都是我的英国的地方，他说先让，这条街都是你们老杨家的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现在那都哪去了呢？所以我就感觉到，什么你的我的，什么这个有钱没钱的，不是说我瞧不起，我特喜欢钱，我见钱眼开，但是这些事我想得开。

 

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并不追求这些东西。我也并不是说特别超然、装蒜，我也不是，我就很自然的。反正我现在拿点薪金够了，偶尔有时候人家拿我一张画也给我点钱， 我也感觉很满足了，你还要怎么样？什么一尺几十万一尺几十万，我不能说我藐视，我也不能说我羡慕，我绝不羡慕，我起码是看不在眼里的，这是我的一个人生观，我就这么活过来的。

 

我说说《三人行》，第二本书《三人行》，那就是我在文艺界经历的这些事，我认识的这些事。在国外我想他们，我就写了一个一个的，我能不想他们吗？我能不经历它们？还活着的当时在美国，就是顾毓琇，那是徐悲鸿的朋友，那是徐悲鸿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的文化部的副部长，对吧？中山大学的校长，借的蒋介石的校长，他在休斯顿，是我们的好朋友，几十年了。我的文集写了四五天，对我特好，那没话说。

 

我能不写徐悲鸿吗？我能不讲徐悲鸿吗？我在美国做交流，我能不讲李苦禅吗？我能不讲蒋兆和吗？都是我的老师，是吧？叶浅予我能不写吗？古元、李桦我能不写吗？文艺界这些头面人物，我都接触了。刘开渠，大雕塑家，对我多好，我都没想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太太写了回忆录，人家告诉我，杨老师，你没看谁写的回忆录，那里头说了，文化大革命遇到了两个好人，头一个就是杨先让。我说真没想到，我只是帮他说了几句话。因为那时候他是牛鬼蛇神，受欺负，我打了个抱不平而已。但是人家记得我一辈子，我就交了这么些朋友。

 

我写他们，我想他们，我在美国，我当然想他们了。一群从别的地方到北京来到我家里来吃一碗面，然后聊天等等，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不写的，那肯定我不想，所以我想的人我值得写。江丰，大家伙都说他左，左得可恨，可是我感觉他左得可爱，我写。我看了我的文集里收了他两篇，我感觉写得挺好。所以我写的东西我认为都是情之所至，也不是要给谁看，也不是为了稿费。因为我有条件，因为在美国中文报纸，侨报、闽南新闻、华夏诗报等等，等着我的文章呢，我的文章一出来，他们就给我登，所以有这个条件。

 

国内美术杂志，我们学校的美术研究，只要我有的文章，他们也愿意给我登。还有张杰在报社里头，什么教育报、艺术报也给我登。所以我有感而发的东西也都这样发表了，因此积累成册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民间的东西，第三本，黄永玉给我起了这么一个艺术的名字，我也接受了。

 

确实是很努力、很卖力气，忘我的为老祖宗呐喊了这么十几年，我就感觉也值得，写了一些文章。唱戏的一个过程等等的，辛酸苦辣都经过了，但是我无怨无悔，我感觉都是我愿意做的。所以有的把它写出来，留了文字，积累成册，我也感觉到是理所当然的。能有对后人有什么启发，我认为只是个存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