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侃财税(6)

李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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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减税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方案来,关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减税的意向非常明确,但是它要有一个法律的过程。川普减税变成实际的政策的可能性极大,它对世界的影响也将非常大。中国一定也要减税,而且要减和降到美国之前

 

 

川普减税已经提出来了一个方案来,很清楚,关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等,减税的意向非常明确,但是它要有一个法律的过程。美国的这种决策的体制是很复杂的,就是说它的时间要长一点,里根当年减税可能分了几次来进行才最后做到位。80年代前几年,关于这个征税减税的问题,总统跟国会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有的博弈得跨一次年度,才能进行最后决策出来。

 

川普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下一步美国这个减税,它主要不是总统的问题,主要看国会的态度。美国国会现在我们知道共和党是在众议院,也是多数,所以川普他的减税的意向在共和党通过的可能性,我认为很大。有的学者,像许善达先生,他认为没有什么悬念,肯定要通过。保守一点说,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国会大致上在今年年底前后应该会拿出一个(结果),一般是八个月以后吧。美国的预算年度是在101号就开始了。也就是今年的预算年度,这个财年,就是说2017年财年,肯定是没有这个减税的方案了。而新的财年开始,2018年的财年它是从今年的101号就开始了,把它列进去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美国的减税应该是在未来再一个新的财年开始才(有)可能。它如果变成现实政策的话,应该是在2019财年开始可能性比较大,跨年度的这种国会的这种不断的讨论,甚至是辩论,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很激烈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

 

总统提出减税的方案,但是总统没有办法决策,他须把这个提案提交给参众院两院参考,正式提出减税提案的是参众两院,主要是众议院的权力法案。按照美国宪法规定,众议院提出方案,两院达成共识后提交给总统,总统接到提案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总统要批准了当然没问题了,总统要不批准,那么它就退回到当初提出这个方案的那个院,一般是退给众议院,众议院重新进行审议,参议院也要重新审议。如果审议了之后达成三分之二多数,这个方案被参众两院通过了,通过了就成为法律了。也就是跟总统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这时候从这个程序上参众两院仍然要报给总统,总统应该在七天之内作出答复来,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但实际上总统这个时候只有同意,因为你不同意没有意义了,它已经成法律了。但是参众两院的难度就是两院同时达成2/3多数,难度太大。这就是实际上既制约了总统的权利,同时也制约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它的权利。比如说美国的权利制约也是这么体现出来的,在征税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川普的减税,他必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得来这么一回。因为他现在提出来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只是一个方案,最后真正的减税的提案要由众议院提出来,然后再经过了一系列的他们之间的博弈,这个过程时间短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跨一下年度是可能的。

 

但是从我本人来说,我认为川普减税变成实际的政策的可能性极大,它对世界的影响也将非常大,因为他这次减税提出来的力度非常大,虽然经过博弈之后可能打个折扣,公司的所得税的税率要降到15%,也可能是17%,但是减税力度比较大,这一点应该差不多可以肯定,所以世界各国要对此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准备。

 

美国如果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减税,可能会带动英国,英国已经做了表示了,你减税我也要减税 ,而且我的减税要超过美国。那么好了,英美两国减税,世界上至少有20多国家会同时减税,就是里根那种减税的风潮,那种历史可能会重现。所以这种情况对其他国家,它的影响现在就已经开始发酵了,就是包括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关于减税虽然还有争论,经常很多人写文章或者发表言论说,美国川普减税很难成功,或者它就是减税了,它也很难做到位,对我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其实可能恰恰相反,有可能对我们产生一些非常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的资本可能被大量的吸引到美国,而国外的很多的资本会云集到美国去投资,或者说到世界其他减税的国家去投资,而我们国家的投资会相应减少,这种可能性发生不是小而是很大。所以应该是总理国务院以上的这个层次的文件,或者指示,今年以来已经发布了至少五次,要求减税。

 

从去年726号中央专门作出了一个决议,是关于减税,降宏观税负的决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过的。中央从来都是你要完成税收任务什么这类,从来没有说要减税的决议。可是几个月过去以后,我就感觉咱们中国减税的力度还不太大,人们议论的也少,重视程度不够。这样我在11月初, 大梅沙论坛的和其他几个论坛当中,我才呼吁出一个新的关于税负问题的观点,结果引起共鸣来了,引起了共振效应,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到了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减税降费。今年以来更是数次出台关于减税降费这样的要求,说明我们国家的决策层这个事情还是想得很明白的。就是中国一定也要减税,而且要减和降到美国之前。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做到位,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税收问题从来都是刚性的,都是可以说是各级政府非常看重的政绩之一,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所以你要是说大幅度的向中央要求今年减税降费,要达到了万亿以上这样的规模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阻力来自于四面八方,特别是官僚体制内部对它的这种消极的、抵抗的这种因素都不可忽视。当然,政府在它的行政运作当中的一些刚性的需求,你也必须满足,要不政府停摆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就是大事。

 

上半年就过了,未来到了年底能不能真正完成减税降费超万亿这样一个大目标,目前看还没有很大的确定性,还要看。所以我们最近要启动新的一轮的企业税负调查,仍然是我来担纲。去年就我们调研了半年,然后年底闹出轩然大波。今年我们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再出现去年那样的争议,我们就即使争论也要让它层次高一点。但是这类的问题还存在,我们还要进行减税政策执行之后的效果的评估,我们还要听听企业家对此又有什么新的说法,有什么真实的感受,我们要把它梳理出来写在报告当中去。到年底我要拿出我们的今年的关于企业减税降费的一份新的调研报告,与部门沟通,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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