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在阿以冲突里,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正能量,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两个民族从不了解到了解,然后最后能够变成正常的朋友的关系的过程。
这本书是我自己翻译的,我在布兰代斯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以色列外交关系史》。这个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封面设计,这个是我的朋友张又年设计的。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这边是死海古卷,这个是中国的竹简,就是刻的那个竹简。然后这边是,后面是耶路撒冷的古城,前面是长城。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素雅,非常淡,然后那个这是背景。当时我选的题目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学国际关系当时选题的时候就考虑到。因为一说中东嘛,正好就是战火纷飞。而且我是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是1995年、1996年。那个我经常每年都跑一趟以色列。当时正好是那个叫Intifada。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经常有冲突不断。而且就是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这些地方经常也有爆炸,就是比较不太平。
但是我的希望就是说,在那个阿以冲突这个里头,我是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现在我们叫正能量,在当时我不知道叫什么。希望能够找到是一种,就是两个民族从不了解到了解,然后最后能够变成正常的那个朋友的关系的这个过程。正好当然也是比较投机取巧。因为我当时所有的知识积累,我的语言环境背景。我来做这个的话,因为做博士论文的话,文科朋友的话,做博士论文的话,理科其实也一样,你就是要找到一个空白,然后能够用你的长处,能够花最小的能量去填补这个空白。所以我是到布兰代斯第一天,我问路,就有一个学人类学的同学。我问路就问到一个人,因为布兰代斯它是一个小山上面。然后后来我问了路以后,他就跟我一起走。他说我带你走,我们顺路可以一起走到那儿去。
走了好几分钟,他给我介绍,他是做人类学 做了十五年,而且还没有做完。后来等我毕业的时候,我是五年以后毕业的,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毕业。我当时能够在五年以内毕业,就是因为选到了这个题。确实也是投机取巧了,但是因为正好也是填补了一个学术上的空白,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知识储备,正好做这个题目是最合适的。但是更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主观的。就像是一个,就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最后大家都是live happily ever after,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然后这里面写的是五章,五章最开始正好接上前面我讲的《以色列现代史》。就是《以色列现代史》讲到那个以色列建国。当然它讲到了建国1948年以后,怎么把它那个稳固。这个呢,我这本书就是从1948年开始,因为说的是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那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当然就是回溯了一下中国的犹太社区。我提到了一点开封的犹太人,但是也提到了上海的犹太人,但主要是讲两个国家的关系。
两个国家的关系这个里头很有意思,以色列是中东国家里头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其实是有点那个,有一种共情心在里头。因为以色列它当时建国以后,最希望得到的就是承认。所以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它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个国家存在,我们按照国际惯例,我们就应该承认。所以高兴啊
赶紧发贺电。而且发贺电我们当时稀里糊涂的,外交部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也承认了。谢谢你承认我们。后来才发现是错了嘛。其实就是说就像我们搬家,两家都是新搬来,然后大家握手言欢,后来发现好像我们立场不对,没搞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非常想和我们建交。但是后来中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头,就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战略的话,是 对以色列是不能承认的。这个背景我不去讲,我只是讲到就是说,从1948年到1955年里头,这个最关键的,很多就是说中以关系不是以中以关系而决定的,而是外在因素,是国际态势。而且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对抗,在我们中国只能选一方,而且只能是苏联。然后尤其是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就注定了中国和以色列是在这个冲突的两方。所以在这个里头,就是中国是在朝鲜战争这个过程中,彻底地确立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我们是跟苏联一拨的,跟美国是对抗的。那以色列的话,基本上是靠美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包括它就是向中国示好,美国都是不高兴的。
所以就是一个是朝鲜战争,基本上就决定了中以关系是一条死胡同。但是就在这个大的严峻环境底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是在缅甸。在缅甸的时候,正好当时的中国驻缅甸的大使是姚仲明,然后以色列的大使叫戴维·哈科亨。这个戴维·哈科亨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交往,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哈科亨他有日记留下来。而且这个日记都被翻译成英文。对我来讲,我当时虽然说那个希伯来语是通过了那个资格考试。但是真正能够自如地引用材料的话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有英文的资料就特别有意思。所以我都是通读了他的日记。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比较完成地在第一章里头回溯过来了,就是能够描述出来了。
但是有一点遗憾。我们在波士顿的时候,当时朋友的朋友,就是那个叫姚西伊。我们跟他很好,然后他后来去香港定居了。最后是很多年以后,我都毕业了,博士学位都拿到以后,他才提到了,他说我爸爸是外交部的。而且我爸爸当时是驻缅甸的大使。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姚仲明的儿子。所以我就是很遗憾,就是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得到他的一手材料,而且对他爸爸评价也不是那个。我不是说会说一些好话。但是我起码更了解一下他当时的思路。因为他当时有些,完全是因为对一些外交的惯例,就是对外交礼仪方面有一些不是特别懂。所以才促成了有一些误会。给人家一些错误的信号,让人家觉得中国是想跟他们建交。其实当时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不跟以色列建交的。但是这个里头还是比较有意思这一段。
那后来万隆会议,万隆会议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是越来越明确。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人民,虽然说以色列也算是亚非拉的一部分。但是包括在我们的概念上
也是觉得它更像欧美,更是欧美的一部分。所以万隆会议就彻底决定了,我们就是跟他们是敌对了。这是第一章。
第二章这一章,我用了一个当时的口号。因为我这个是借用的哈佛的拉蒙特图书馆。我记得我那时天天,差不多天天吧,也不是天天,反正去 我进城了就在那待一天。就去拉蒙特那个图书馆去看他们那个缩微胶卷。缩微胶卷其中就包括很多是属于美国的新闻总署他们翻译的参考消息,应该是参考消息。反正就是说中国的新闻他们都翻译成英文,然后都拍成了缩微胶卷。然后其中用得最多的,我经常就看到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我第二章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激进的中国外交和中以关系,这是从1956年到1976年。
这个就是正好在国内,从反右,1957年反右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中国就是内政是最激进,外交也是最激进。其中有十年,中国是把所有的外交大使都召回国内的,只有黄华在加拿大。反正有一个时段是只有黄华是作为大使在国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跟谁都不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就为了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我们就必须谴责以色列。哪怕没有实质的伤害,但是在语言上是特别激进的。所以我们说是阿拉伯人的朋友。然后这其中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一点我后来看到,有个台湾读者还给我写过信。就是说我还其中有一段是写台湾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台湾当时和以色列有点惺惺相惜。因为他们也是觉得,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敌手,你们对着阿拉伯人,我们对着大陆。所以就说要不咱们也都搞核武器吧。然后就有一些这方面的交往。这我是在以色列的国家档案馆里头看到的。这是它外交部还留了一些他们当时的书信来往。而且他们那个就是核研究所互相之间,科学家之间有一些互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起码就是说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因为可写的东西实在不多。你像那个
新闻材料里头那些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说互相隔空对骂一段时间。这是到1976年。
然后1976年到1980年,这主要是讲了一下我们外交政策的发展,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
改变从前那种,就是说你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跟你话也不要谈。就是说这四年,在我们国家就是改革开放,然后整个的外交思路走向成熟。然后就是说这只是一种契机,为我们后来中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些铺垫。
最后就是到1981年到1986年,就是开始真正有些交往。这个也是,你看以色列,我们骂它是说它是美国的走狗。这个骂的是有点难听,但是你没办法,中国要跟以色列改善关系,必须是在中美关系改善了以后。所以1979年,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了以后。那跟以色列改善关系,起码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排除了。
所以这里面第四章我就叫架设桥梁,开始有一些交往。咱们中国和美国交往是从乒乓开始的,所以我就借用了,其实有一点钻小空子了,我就借用了这个乒乓外交的词。我说中国是用乒乓打开美国的国门。但是以色列敲中国门是用武器。其实最初就是一些武器方面的。而且这些武器,有一些是以色列人自己发明的,有一些其实还是美国给它的一些最先进的武器。当然不是说第一等的,只是说中国当时没有,但是在以色列它所有的武器里,它肯定不是最先进的,但是对中国来说都是比较先进的了。所以这个开始就跟我个人有点联系了。年龄大的同学,这也暴露我的年龄了。就是1984年在北大生物系的同学,生物系还是化学系的同学,打出一个横幅叫小平你好那一次。
那个就是国庆大典游行的时候,打出了这么一个大的横幅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次国庆大典上,美国人发现了,中国人开过天安门的坦克上有他们的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因为
是以色列人提供给中国了。所以就是在这个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这很多东西,其实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跟两个人谈恋爱一样。其实你看他们手拉手在街上走,这之前已经很多眉来眼去。所以在这个1984年之前,就是等我们看到,以色列给中国提供军事方面一些援助的时候。其实那之前已经有很多私底下的交往,很多都是通过,主要其实是通过欧洲。因为在美国显然不太方便,对美国也不礼貌。很多其实是通过欧洲还有一些,是以色列的商人在日内瓦在这些地方
第三国,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些那个。有一个叫Saul Eisenberg索尔·艾森伯格。这是非常著名的以色列商人。后来建交了以后,他还继续在中国开企业,他在这中间也起了很多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桥梁是一点一点的铺起来的。就是说在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还需要具体的人再一点一点去进行这些工作。然后真正的突破就是从1984年到1986年。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觉得既然和中国有希望了,然后他们就在香港建了一个领馆。其实当时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还是属于英国的属地。就是说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许可,他们就在香港建一个领馆。刚开始是名誉领馆,就不是说职业外交家。后来专门从以色列派了外交家来,然后目的就是说跟大陆进行交往。而且这些交往本来也都是先从经济、贸易、农业方面开始。因为农业以色列,我前面讲了,以色列它很多农业方面,尤其是滴灌技术。别看咱们是农业大国,但是有些地方还真是没有他们那么发达。因为他们那个地理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他们就学会了用这种滴灌
比较节约水。
所以用这些技术然后就进入中国,然后就科技嘛,然后和中科院也成立科技合作所,就是那个联合 那个组织。这个组织它先是科学家,后来到一定的程度上,等条件都成熟了,这个科学家就回去了,后来就换成了外交家。然后以色列派来的是科学家,后来中国也开始往以色列派驻了一个办公室。猜一猜最初是什么?旅游办公室。而且这个旅游办公室,最开始它叫的是旅游办公室,其实去的是外交部的人。我还去访问过他们那个很小的一个办公室。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心领神会。但是为了遵守外交上的纪律,所以刚开始还是叫旅游办公室。而且是在特拉维夫,是不能在耶路撒冷的,因为这个也是国际上一种惯例,不能承认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所以就是在特拉维夫。
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然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到中国来旅游。我是1994年开始去以色列,那当然这已经是建交以后了。那些人他们告诉我,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也是,因为国家小,然后平时也忙,然后他们就是爱到处旅游。所以他们就是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是说你要是能去一趟中国,你就可以吹呀。那比去南极、北极,比去月球都要牛。大家都觉得非常自豪。而且对他们这个,就像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总算得到了承认一样。他们因为就是,你想从1948年开始就向中国一直伸橄榄枝,然后我们中国一直不理它,然后1992年一下子就是说中国也承认它。而且碰巧那一年印度也承认它。
他们就在那里数,这个我们国家大,是体会不到的。他们就说我们四五百万人,你中国多少亿人、印度多少亿人,你们承认我们了,他们那种欣喜,而且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周折,所以对他们特别感激。然后我也是写完这本书,我也是觉得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这种敌意和互相不了解,我们本来不太相干的人,能够建立这么友好的关系。我就觉得世界上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起码就是说,有一种可能是可以缓解的。如果人能够往和平这个方向更多做一点努力,就还是有可能起码减少一些冲突。冲突肯定不可避免。因为世界上的资源,还有一些历史的积怨,总是会,人和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能够稍微缓和一点点,或许这个冲突就能够小一点,然后和平的希望就更大一点。
所以我写完这本书 当然就是说混到一个博士学位。后来混到博士学位,然后我就去忙着工作了,然后有家庭。这个后来翻译成中文,也是因为觉得这本书既然有英文版,但是毕竟要从读者数量来讲,那对它感兴趣的中国人肯定
起码从数量上是占压倒多数的,然后就翻译成中文。这个也有点抱歉。因为当时是我和那个北大的同学李保平联系过。他当时是在社会科学出版社。然后我就跟他联系,而且最后也是和社会科学出版社签了合同,还跟他们编辑也改过,审稿什么的最后都批下来。批下来以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说,需要的改动比较大。
一个就是说从我写完这本书到我翻译的时候,隔了十年。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要求,就是说 能不能把这十年再写上去。因为那个我这个写到1992年建交 就停了。从1992年到2008年这十几年,那就是中以关系有了飞速的发展,能不能够再加一章。第二就是说有些翻译,有些地方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修订一下。因为写作的口气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就是有点太像旁观者。他们就希望能够作为,为了中国读者,从中国读者的那个角度讲,能够从中国的读者角度要更强烈一点。
我当时主要是时间的原因。时间、精力不够。然后当时是希望李保平,他能够找两个学生帮我做。这点我还是要向他的学生抱歉。我记得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叫王磊。也跟他们打过一次电话。2008年已经 长途电话打得起了,跟他们打过一次电话,然后也通过几次邮件。但是后来他们给我看了一篇他们当时写的那个,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一篇文章。我当时主要是在语言方面觉得我还是自己翻译比较好。因为我可以稍微驾驭一点。我不希望这个语言的火药味太浓。后来我自己改变了主意,最后我自己翻译的。所以我还是要向那个王磊同学和你另外一个同学抱歉。但是这个翻译出来以后,这个出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个很素雅。我自己还留了一些。如果有些朋友的话,我要是回国的话可以带一些回去,能够送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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