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物种》（上）

 

 

 

人其实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所讲的这么自利。哪怕就是在经济活动当中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人们也不仅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家眼当中,其实合作是最能够检验人是否是自利的。

 

 

我们做了一套这个跨学科的丛书,大约有六本。去年出了三本。那么鲍尔斯和金迪斯的这个《合作的物种》是其中的一本。我今天主要就是想对于这本书稍微解读一下。

 

那么要把这本书读好的话,我认为首先我们有两个背景是必须要了解的。就是一般的读者,第一个背景是经济学的背景。就是说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话题？比如说从人类几百年演化的这个角度来讨论合作问题呢,这首先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今天所谓的主流经济学,那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强的逻辑演绎体系。就是说它的整个主流经济学是从一个逻辑前提出发,然后推演出它的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命题,都是从这个逻辑前提推演出来。

 

那么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假设。那么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它有几个关键的要点。当然第一个,人必须是理性的这么一个行为的过程。他不能违背所谓的一致性公。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当中呢,我们的经济学,他总是强调人必须是自利的。就是说他所有的行为和动机都是从自身的利益来出发的。

 

当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就是在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当中,对于这个经济人或者理性人假设,也是有不同的意见。那么鲍尔斯和金迪斯,实际上就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研究前沿当中的这一派的观点。就是他们对于经济人假设当中的人的行为肯定是自利的提出了很多质疑。

 

实际上金迪斯在《理性的边界》中，这本书国内也有中文译本,就非常明确的提出,如果说理性就意味这自利自私，那么他说，只有那种天良丧尽的人才会这样子。所以鲍尔斯和金迪斯他们的一贯的思想呢,承认人理性没有问题。

 

但是人自私,或者人是自利的这一点他们始终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这样就涉及了鲍尔斯和金迪斯,还有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形成的,比如说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神经经济学这些新的经济学科。

 

他们用大量的经验研究,比如说通过做行为实验来看人究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他表现出来是不是就完全自利。比如说用囚徒困境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

 

那么这些实验最后都表明,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行为跟主流经济学假设的人肯定是自私或者肯定是自利这个假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人们普遍的表现出，哪怕就是在经济活动当中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人们也不仅只是考虑自身的利益。

 

他们还会考虑比如像公平、公正啊是不是？考虑这些因素,还会兼顾他人、集体、团体的利益。人其实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所讲的这么自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为什么这本书叫《合作的物种》。

 

也就是说在这些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家眼当中,其实合作是最能够检验人是否是自利的。当然我们一般的读者可能会理解合作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嘛。你有利我有利,这不是互惠的事情嘛。

 

那这里就要注意了,就是在我们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博弈论当中,我们讨论合作的时候,有两种形式的合作。一种合作呢,我们把它称为零和博弈。就是零和博弈的合作必须是一个人的受益,肯定是另外一个人的损失。

 

第二种情况呢,有可能不是零和博弈。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双方都能够受益的。但是它是不完全契约。就是说如果说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受益,那么它有一个前提,需要有一种完全的契约来规定双方这个利益怎么来分配。

 

所谓完全的契约就是我们规定了这个利益的分配以后,你是很难违背它的。因为违背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形式来对你惩罚。

 

但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大量的契约是不完备的。那不完备契约也就是说,你如果侵害了别人的利益,很难直接来对你进行制约。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经济学在讨论合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两种情况底下,零和博弈或者非完全契约的情况底下,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这种时候，如果说你假定一个人他是自私的,他的本质只是考虑自己的，那么这个合作就是无法形成的。这就是我们经典博弈论当中几个非常有名的博弈案例。比如说囚徒困境,按照纳什均衡推，因为它是从人是自利的角度出发嘛。

 

那最后推出来人都是互相背叛。就包括公共品博弈,包括独裁者博弈论等,他推不出合作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金迪斯和鲍尔斯他们这些前沿的经济学家,他们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来告诉人们,我们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零和博弈当中,在非不完全契约的情况下,人们要达成合作,我们必须要对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关于人是完全自利的这种假设,他是要有一个改变。

 

那么在这方面,从上个世纪80年代,鲍尔斯和金迪斯就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我想在《合作的物种》这本书当中,我们要能够更深刻的把握它的这个思想的话,这个第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要从合作入手来讲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个背景,那就可能要跨界了。所以我们说鲍尔斯金迪斯这本书是一个跨学科的书。跨学科，首先就涉及到生物学,涉及到进化论。它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如果说是零和博弈在一个不完全契约的情况底下,我们来讨论合作的事情,那么有的人,他可能采取的是搭便车的形式,采取背叛的形式。

 

而你要合作的人,那么他肯定就吃亏了。是吧？我们刚才讲零和博弈，你的收益肯定是其他人的损失嘛。那么这件事情,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有一个什么大的困难在这里呢？就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在一个合作的背景下,你付出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占便宜了,那么你的适应度就降低了。

 

适应度这个概念,fitness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它其实是非常简单。在生物学当中,适应度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生命有机体,可预期的后代的数量这么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生物学当中,有人做过计算,如果说有两个不同行为习惯的生物体。比如说A和B,我们假定A他不自私,甚至具有利他的精神,在合作的时候他会奉献。那么B呢，假定他是自私,他总是索取而不奉献。

 

那么这样子我们看到了就会导致这两个生物个体在fitness上,也就是适应度上会产生差异。一个只是付出,一个是攫取。那么生物学家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就是这两种不同性状的生物个体,只要他们的fitness相差0.001,就是千分之一的差别。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这两个个体,他们都会繁殖后代,fitness高的那个比fitness低的那个只多了0.001 。每一代繁殖就多了0.001个后代。就是说我第一代繁殖我多了一个0.001个后代。

 

那第二代的时候,在0.001的基础上又多了0.001。这样子，只要繁衍27300代,我们就假定每繁衍一代是一年。也就是说只要27300年,注意啊，27300年,在地质年代上简直是非常短暂的一刹那是不是？这个fitness开始多0.001的那种生物的性状。

 

在整个人群当中,就是他们的后代假定都不死,都在那儿的话,他占的比重是多少呢？就是99.99%。而另外一个一开始比他缺少0.001个fitness的那个生物,在整个后代的种群当中,他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

 

那么我们说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我们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我说这个看到一个池塘，看到一个小湖,说里面可能有两种颜色的鱼。红色的或者是黑色的。那你抓几条来是黑色的,再抓几条来是黑色的,你抓十条抓一百条都是黑色的,那你就会说这个池塘里的鱼,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都是黑的。

 

我们不可能把鱼全都抓完是吧？那统计学是一个大树钉。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后代群当中,因为99.99%都是那个fitness高的那个生物性状,所以说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讲,fitness低的那种生物性状的生物它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说进化论上的淘汰,不是有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很残酷的。我把你消灭掉,就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他已经找不到了。那么这样子在生物学上面,就带来一个大的问题。

 

我刚刚讲的第二个背景,就是说你具有利他精神的个体,他怎么能够在长期的自然演化当中能够保留下来。你现在行为经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人们都是会有非自利的这种行为,合作行为。

 

但你必须要解释这种行为是怎么能够延续下来的。这个问题事实上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到今年150多年来。所有的生物学家也好,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就是生物和人究竟有没有利他性。

 

如果有,这种利他性是如何能够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给保留下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仅仅是在一篇文章当中,把它称为轻社会行为之谜。因为你从生物学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你利他的东西最后他都不应该存在了。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自私的基因》。在这本书的前言当中他就说,如果一个人他了解了进化论,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进化而来的东西肯定都是自私的。

 

原因是什么？生物学家认为,你不自私你的fitness就低呀。fitness低最后就会导致你这种行为性状的生物体最后就会被淘汰。所以这个问题我说难,关键就是难在这里。有利他的这种精神。

 

如果说人们要在零和博弈和非不完全契约的条件下来进行合作。这是带有利他性质的行为。他怎么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能够把这种行为保留下来。而鲍尔斯和金迪斯的这本书,它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还想在这个背景上面把它的历史的渊源再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通常现在理解的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创始者,在《物种起源》这本书当中,达尔文确实讲过进化。那就是互相竞争、优胜劣汰。

 

那么刚才我讲的像理查德道金斯推出来的，说人只要进化来的肯定都是自私。他也是根据达尔文的这个观点而来的。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达尔文另外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这本著作达尔文认为它比物种起源更重要。

 

那就是在物种起源出版12年以后,达尔文写的《人类的由来》这本书。在《人类的由来》这本书当中,达尔文给自己定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我就是要讲人怎么来的。

 

要讲人怎么来,首先我们要考虑人和其他的生物有什么不同。那达尔文认为,人和其他生物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是有道德感。这个是所有的生物都没有的。

 

所以达尔文给自己定下的《人类的由来》这本书，他关键就是想要来解释道德感。人类的道德感这么一个东西,它是怎么通过自然选择,通过演化而在人类身上体现出来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因为我们刚才讲合作,轻社会行为、利他,这都是道德感的一些关键的东西。所以达尔文,我们如果仔细看《人类的由来》这本书，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当中,他对这个问题他是自己提出一个解释的。

 

这个解释很简单,按照达尔文的说法,他说现在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族群全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而另外一个族群,他们不但关注自己的利益,而且会互相合作,而且为了同伴、为了集体的利益,他们能互相牺牲。

 

那么达尔文说了,你设想一下,这两个族群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哪个更有竞争力呀？那肯定是那个能团结 、能合作的那个族群能够胜利呀。他说既然那个族群胜利了,他就会把他们那种合作的、团结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延续下去。那么他的基因就可以传播开来。

 

他说这也是一种自然选择。当然这种自然选择我们看到了,他和他在物种起源讨论一般生物的自然选择的时候呢,在动力学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其实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群体选择理论的这个模型。

 

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其实生物学家当然没有仔细考虑这个之间的关系。其实大部分的生物学家,还是同意达尔文的这种说法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风云突变,美国纽约大学有一个生物学家,当时还是年轻，很年轻。后来成了知名的生物学家是威廉斯。

 

威廉斯写了一本书是《适应与自然选择》。这本书上海科技出版社80年代就翻译成中文了,是在生物学当中很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