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利维坦》（三）

这个书的基本内容从讨论宪法的概念、怎样立宪、宪法的文本、宪法里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开始到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史的树立到这些不同的制度怎么配置、怎么安排在宪法上；最终到基本权利和自由——重点讨论了财产权和言论自由。

我记得最近这些年托克维尔有一本书非常流行，叫《旧制度与大革命》，他也有另外一本甚至是更著名的书，叫做《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在猜想是什么，讨论大革命的这个发生的原因吧，怎么样我们可以避免大革命，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训。其实从托克维尔的这个论述来看造成法国大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中央集权，在这个帝国的晚期，特别是到了18世纪之后，法兰西王国高度的中央集权。本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法国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差别不大，因为实行的都是封建社会，是一种高度分散的多中心的社会。

但是到旧制度、旧的王朝的后期，他们越来越集权，那么最后巴黎就变成了法国，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托克维尔比喻他说，当时巴黎就变成了一个动物的脑袋，各个省就变成了动物的身体。因为这个脑袋变得越来越大，这个脑袋需要身体的供给，给它供养，但是身体都萎缩了，供给不足，最后这个脑袋也就撑不下去了。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后来法国发生激烈的暴力的大革命。

因为没有了这种地方力量，没有了地方自治。在历史上大量的地方的事务，本来是由各个省来管的，后来都拿到了巴黎，你办一个很小的事情，都得到巴黎去。托克维尔举一个例子说，哪怕一个教堂漏了，修理一个教堂需要花几十块钱，也得到巴黎去审批。这多么像今天我们中国的“跑部钱进”，所有的事都要到发改委去审批，哪怕一个县里要修一条路，建一个工厂，要征收一块土地，都得到北京来审批。

这样的一种体制就让地方完全丧失了它的活力和能动性，一切就听候北京，一切都去到中央，到这个权力中心去获得这个批准，获得认可。这样的社会可以说是非常危险，从避免革命的角度来讲，非常危险。我觉得这是我在书里面强调比较多的，包括对地方自治的认识，我们长期以来是不太关注，或者说我们民族国家兴起之后，我们一直把这种重心、把这个关注点放在国家本身，国家就成了全部，地方就完全丧失了。

当然中国有一些思想家也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新儒家代表人物钱穆先生，他曾经说过，中国从唐以后就有集权的趋势，到了元明清的时候，集权已经日益严重，中央集权日益严重，地方的政治一天天衰落下去，直到现在它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地方大，如果地方政治的好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地方政治衰落，地方很糟糕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也会出现严重的危机。

可以说从19世纪20世纪以来，我们基本上没有了地方，地方完全被吞没了，我们只有国家，只有这个整体，凡是强调地方的我们都特别害怕，包括这个20世纪20年代，我们曾经有过那种联省自治，是这个一些人就想，这些省独立之后，每个省先搞自治，再搞省宪运动，每个省制定自己的宪法，最后我们联合起来搞一个联省。今天我们通常就是持着一种，鄙视的这种态度来看待这个历史，认为军阀割据天天混战，那是非常糟糕的。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好的一个机会，如果每一个省都先自治了，然后再最终找到共识，联合起来岂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中国如此之大，每一个省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甚至比一个国家还要大得多，你怎么只是从这个权力中心来治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即使从政治经济学信息的角度来讲，你也无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因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你根本无法统治，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它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太大了，你很难统治这些国家，必须得有无数个地方政府才能够有效地治理它，否则的话根本不知道地方在干什么。你发布了无数的命令，他们根本就没有听你的，因为你离他们太遥远了，中间隔了无数个障碍。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呢，都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关注和解决的，这个书也是琢磨比较多的地方，在这些方面，在这个书的最后一部分呢，讨论了一下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因为这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根本的目的。我们建立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为了什么，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当然我重点是讨论了财产权和言论自由。因为基本权利和自由很多，要展开来讨论的话，可能再加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也无法完成，所以就重点分析了财产权和言论自由。

之所以强调这两种基本权利和自由，是因为它非常根本。刚才我提到过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如果私有财产不能保障的话，不可能有自由。美国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所有其他权利的卫士：财产权的宪法史》（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roperty Rights），也就是说财产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的话，其他权利也都得不到保护。因为其他权利的实现有赖于财产权，如果没有财产的话，怎么行使其他权利，没法行使。

你说我要行使结社自由，我行使言论自由，你得有财产，你得能够去买电脑，写文章，发表文章，甚至办报纸，或者你去结社，组织社团等等，这些都需要财产。如果没有财产的话，所有其他的权利可以说是一种空中楼阁，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私有财产不受到有效保护的地方其他的权利基本上统统也都不会有。这一点我们可以想象，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就知道了，你如果没有财产的话，那么我即使给你什么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你也无法真正地行使这些权利。

另外一个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也非常关键。因为我们要想找到共识，要想在一个共同体当中人与人之间能够和平共处，我们必须得通过交流的方式，必须通过交流。交流就要求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我们就很难找到共识，我们必然就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必然就会有激烈的这种冲突。我们怎么样把这种激烈的冲突，无论是利益还是观念方面的，能够转化成理性的对话，这就需要言论自由，这样的一种媒介。有了这样一种自由，我们就能够找到共识，能够达成一致，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妥协。我们能够清晰的知道对方的想法，或各个不同的团体或者是利益集团或者群体的看法。否则的话没有有效的交流，也就没有理性的对话，我们就无法和平共处，那么这样的社会总是处于激烈的对抗，时刻就有着撕裂或者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危险。

所以言论自由也非常非常的关键，但其他的一些没有讨论的并不是说不重要，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因为这个篇幅问题呢，就是没有顾及到。这是这个书的基本内容，从讨论宪法的概念呢，讨论怎么样来立宪、宪法的文本、宪法里应该写什么不应该写什么开始，到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史的树立到这些不同的制度怎么来配置，怎么样安排它在宪法上最终到基本权利和自由，这就形成了这个书的基本架构。

但是我对它有一个清晰的研究范围的界定，就是说主要是从制度层面上来论证的，因为有限政府的建立还需要其他的一些因素，超越制度层面的。比如说它需要有适当的民情，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一个社会当中即使有了这些优良的制度，但是如果没有适当民情的话，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些制度也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所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当中就讲，对于维系美国民主的因素来说，有三个比较重要，但一个比一个更重要。

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这种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比如它远离欧洲大陆，远离这些军事强国，它可以搞共和，不用担心被那些大国给吃掉，然后这个物质资源也非常丰富等等。这为它提供了自然条件的这种便利，但它不重要，比它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律制度。美国的宪法，美国的联邦制，美国的地方自治等等，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美国的司法制度，这些东西都更重要。但托克维尔说，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些东西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美国的民情，没有美国这种特定的民情的话，即使有这些制度，它也无法发挥作用。

比如他举例子说，墨西哥曾经在19世纪，就把美国的宪法完全，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了过去，但是到那里根本无法有效地落实，因为什么呢，没有这种土壤，没有这种民情。在民情当中托克维尔强调比较多的是宗教，美国这种宗教具有共和精神，跟美国这种政体能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欧洲人看来，在欧洲特别是法国这样的地方，人们把宗教视为自由的敌人，认为宗教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不利于自由，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打倒教会，要废除宗教，要搞无神论。

但是托克维尔在美国发现，美国人把宗教因素和它的这个政治，和它的自由能够如此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宗教并不天生的抵制自由。相反，自由的精神扎根于宗教，扎根于基督教，即使连天主教在托克维尔看来，也是对民主非常有利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因素对于一个有限政府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但这本书呢就没有涉及到，这将是另外一个专题的研究，将来我会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个书里没有涉及，并不是说这样的东西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托克维尔的这个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复制美国式的这套制度，或者说我们建立一个分权制衡的这种这种宪法架构并不困难，只要我们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搞这样一个架构。但更重要的是怎么让它落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怎么样让人们遵守这样的宪法，人们会接受这样的宪法，会遵守这样的规则，这才是更关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说我要提醒读者，如果大家读到这本书呢，对于没有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也许感到会有一些不解，或者有一些吃惊，这是因为我在写它之前就已经，限定了它的范围，否则的话就会显得过于庞大，这个著作，包括宗教的因素都非常的关键，因为有限政府它有超验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超验的基础的话，它很难立足。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自由，追求平等，我们为什么相信人生而自由，不相信人生而不自由，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人生来就该，一些人统治另外一些人，要寻找这种源头的话，一定得去寻找它的神学的原因，寻找它的超验的这个根基。没有这样的根基我们是无法想象，因为这些东西无法论证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说，人生而自由。是因为我们相信它，而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信仰，植根于我们头脑当中，至于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信仰，这必须到宗教到神学当中去寻找答案。

但这无疑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对于有限政府的维持，特别是对于即将转型的这些国家，如果想要从一个无限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政府的国家，那么这样的条件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因素，这种转型很难成功。我们在看到很多的国家，虽然也搞了形式上的所谓民主，有大选有什么的，但是并没有带来自由，或者说跟美国跟英国，这样的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比，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也就是说它的土壤，它的民情需要改变。或者说跟它的这个制度安排之间，互相契合，那么找到这样一些契合点，在这些关节点上来去努力，对于我们了解或者是研究，一个国家如何能够，成功地从一个无限政府，转变成一个有限政府，是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