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现代史》上

杜先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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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是老老实实的讲一些史实,要了解中东以色列建国的过程,还有建国最初二十来年的历史,这是必读之书。我翻译此书希望能够促进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互相了解。我作为一个个人能够做的有限,但是这是符合我个人的信仰的,而且也是以我自己能够做的微小之力,使这个世界多一点善,少一点互相的仇恨。

 

今天我先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以色列现代史》。这本书算起来出版以后马上就二十年了,这是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本书的出版历程很有意思。因为我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1992年。不知道您知不知道中国和以色列是哪一年建交的?正好也是1992年,但是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我原来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虽然学的是国际政治,但并不是中东。正好我当时是在清华工作,清华当时的系主任叫贾观。贾观他收到了一份从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中心发来的邀请信,就是说希望有中国学生到他们那里学习。他当时觉得我外语比较好,所以就说那你申请吧,就这样我就去了牛津。

到了牛津以后,英语其实是个问题。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就是我英语其实考试还都挺好的,而且贾观老师也觉得我英语好。他当时在清华带研究生的英语课,还让我去给他弄标准答案,但实际上我们都是哑巴英语。

然后因为是犹太中心嘛,我选了那个导师叫诺亚·卢卡斯,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Noah Lucas。然后,我就开始修他的课。修他的课,反正当时也都是乖乖的,因为在国内上学也都是乖乖的坐在那听课,也不太说话。但是后来一到写作业的时候才发现,别看我们英语口语不太好,但是我在国内接受的社会科学的训练,比那些美国的同学,英国的同学,还有东欧的同学强。

那个老师作业给了我一个A++,然后还说我写的怎么那么有逻辑。这样一下就弄的我对这个特别有信心,特别感兴趣。正上他这个课,然后就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他自己的博士论文,所以如果看年限的话,就是说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它是这么多年限,其中也就是带有他的局限。因为是他的博士论文,所以就只是写到1960年代末。他大概是写到“六天战争”,然后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又加了一章1973年的,就是Yom Kippur War(赎罪日战争)。所以,这也是暗含了这本书的缺陷。

虽然我翻译这本书是因为,这是我牛津大学的我的导师的著作,但是正好也因为符合了当时国内的那种需要。虽然从1949年始,最初以色列就特别积极想跟中国建交,但是一直到1992年才最终建交,这个中间有很多年的隔阂。我们中国的读者实际上对以色列是不太了解的,包括国内的一些中东研究所,说是叫中东研究所,但其实主要是研究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就是以色列这方的并不多。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翻译,中间的困难我先不说。但是说这本书真正能够得到出版也是因为很多因缘际会,还是有缘分的。当时我在清华,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可能你们年轻点的读者都不可想象,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是什么样子。然后别说那个网络了,就是电子邮件都很少。我听说过有的同学在用E-mail,但是我自己并没有。他把我带到学校的那个中心里头去弄了半天,反正也还是没有弄好,所以交通很不方便。

然后我就给何兆武先生写信,因为我在清华我也是教过西方思想文化史,我是侧重于政治方面,然后何先生他也是对年轻人非常温和,非常提携那种的,所以我经常去他们家。我是去拜访,但是他就每次都是我走的时候,他还都要说谢谢你,我就是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他都是叫聊天。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写信,我说这本书怎么办?我说我正在翻译,然后他就给我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后来出版的过程中就跟商务印书馆的陈应年先生联系。具体怎么弄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只是记得我当时出国的时候带了一些大格子纸。我只是用过电动打字机Word Processor,还不算正规的电脑,当时我中文还不会输入。我其实翻译的时候是用手写的,用国内当时出版的时候用的那个大格子纸,我是一个一个都是写在那里头的。

最后翻译完了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93828号我到英国的邮局最后把所有的稿件寄回国内。因为我是1993829号到美国的。这个书最后出版是1997年,这中间有校对、周折我就都不知道。因为我到美国以后,又开始比较繁忙,要读博士。

后来商务印书馆找的是云南大学的肖宪校对的,所以中间花了很长时间。我也不记得有没有看过校样,可能都没有看过,然后序,什么后记,翻译后记我都没有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比我低一届我的同学,北大国政系的彭艳,她也翻译了三章。其实那三章我也翻译完了,但是因为我们说好了,因为我想她在国内,她和出版社联络比较方便,然后由她翻译那三章。后来我想既然她翻译的话,那就用她那三章,我那三章就放下了,所以其实是我们两个合作。

但是这合作都是因为在前辈的帮忙下,当然包括我的英国的导师。这个翻译过程中真不是我谦虚。我现在回过头看,当时我的中文、英文、希伯来文都成问题的。虽然考托福GRE,我都是考得可以的,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我们那时候很多留学生都有同样的感觉,那时候没有新东方也没有很多电视,录像可以看,所以我们的英语真是就是一点点,就是书本上学的。

这个还要提一下,我大三的时候英语老师叫龚文庠,他现在好像是在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交流那边,就是说他等于是我学英语口语、听力的启蒙老师。当然还有一些留学生给我们上点口语课,但真正有系统的还是龚文庠老师。我记得他每天早晨先过来放一段他那个录音,就是美国之音。那个美国之音我老是能够特别快就听到一个词,比如Politburo,一说Politburo那个就是说当时苏联的政治局,我就知道这肯定是有关苏联的消息,然后再听上别的词,一猜。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英语开始真正有了生命。

但是真正翻译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内容不熟悉,英语确实也真是不够好。然后再加上这本书是讲以色列现代史,所以里头有很多希伯来语的词汇,还有一些那个组织。现在有网络的人不会理解这种难度。那时候碰到一个英语的固定词汇或者一个难词,我就是拿梁实秋的《远东英汉大词典》来看一下。你看现在翻成这样了,你看这些脏脏的那个手印,主要就是翻译这本《以色列现代史》的时候留下的,因为那时候只有这一本字典。

有的时候希伯来语实在不明白的话,我跟那个诺亚会每个星期定好几个时间,我们在一起一个一个的过。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教给我。教给我,我只能自己先琢磨想出一个词。我有两个字典,就是新华社的一个是人民字典,一个是地名字典,然后再加这本词典和诺亚那个活字典,我们就在一起一点一点,给他弄出来。

其实很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然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翻译出来。我知道那个肖宪老师肯定后来也要费很大劲,因为它同样也面临着参考资料的问题。另外我也看过别人的翻译,所以就是说校对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来翻译可能还要更困难。因为你还要尊重原译者的那个意思,你还不好意思给人家全改。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出版以后它填补了一个空白。

在国内出的很多书,一个是语言的关系,一个是政治环境的限制,以色列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真正研究的人,只是到这时候才能够真正自由的去进行研究,然后才有一些交往。所以这本书它的长处,就是提供了很多信息。就不管观点怎么样,起码它讲了这个历史的来龙去脉。你要写以色列的话就不可能不介绍一点历史。

他介绍了19世纪中东这一块是怎么回事?然后为什么后来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国家?介绍了一些历史的背景,一个是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实我以前也听说过犹太复国主义,那都是不得了的,就是坏的不得了的东西,是不能说的,就是禁区。但是你现在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想法?然后在中东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就是1917年一战结束以后,有一个贝尔福宣言。贝尔福是英国的外交大臣,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犹太人还是应该在中东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祖国,然后一系列的这些因素。但是中东这个地方又不是说一片沙漠,这里已经住上了阿拉伯人。

所以就是从这里开始讲犹太人怎么开始在这里垦荒。因为你光是要垦荒,你还要呼唤别的犹太人回到这个地方去建设这个地方。然后建设这个地方的过程中又跟阿拉伯人发生了冲突。因为阿拉伯人在这里已经住了这么多年了,你不能说2000年前,耶稣之前那是犹太人的,上帝答应了给你这个地方,你想回来那我们就得搬走。一直到1948年建国,介绍这个过程怎么建立的,建立了以后又介绍怎么后来又发生了战争,1967年战争、1973年战争。

这个过程中这一点还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说卢卡斯虽然他本人是个犹太人,但是他在这个介绍的过程中,他还是比较客观的。他不是说两句事实然后又在那里再多加评判。因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必须要客观的陈述一些事实,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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