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age of science”这个名字是贝尔纳在剑桥念书的时候,他的小伙伴们对他的一个很特殊的称号,译成中文是“科学圣徒”。他作为科学家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把生物学带入到分子生物学的程度。1934年他和他的学生多萝西·霍奇金一起发现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本是贝尔纳先生的传记《科学圣徒》,这本书的英文名是《The sage of science》。“The sage of science”这个名字是贝尔纳在剑桥念书的时候,他的小伙伴们对他的一个很特殊的称号,译成中文是“科学圣徒”。
1901年贝尔纳出生在爱尔兰,后来到英国本部,在剑桥大学念本科。毕业后,最先去了英国的皇家研究院法拉第实验室工作,他在这里展开了晶体学方面的很多重要研究。再后来,他回到剑桥大学,在很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并且担任过实验室的副主任,他在这里也有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发现。他作为科学家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把生物学带入到分子生物学的程度。1934年他和他的学生多萝西·霍奇金一起发现了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他们小组的影响下,
DNA的双螺旋结构也被发现,这和贝尔纳的成果有很大的关系。
本书中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里面讲贝尔纳与中国关系的内容。贝尔纳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54年,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他作为英国著名的科学家,而且他本身具有社会主义光环的性质,所以被中方隆重邀请。而且参与了五周年国庆的各项活动,作为贵宾对待。随后他又作为嘉宾,在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去参观。这次中国之行,给贝尔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加深了他的社会主义对科学事业发展的有利的论断。贝尔纳第二次到中国,是五年之后,传记上有交代。20世纪50年代,他另外一本很重要的书,《历史上的科学》出版了。而且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1959年,他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还专门提到了这本书,对他评价不错。不但毛主席很认可这本书,包括中国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也很认可这本书,像竺可桢,他手头最重要的世界科学史的书就是贝尔纳的这本《历史上的科学》,这本书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某种意义上讲,贝尔纳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最早动物学和植物学是分开的,在十九世纪,细胞学说产生以后,就把动物学和植物学统一了。但这个时期整个生物学的发展,还是以这种宏观的分类学这些思维为主要代表。直到20世纪,物理技术的进步,像显微镜的进步、像X射线衍射的发展,对生物学应用上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者就是贝尔纳。早年的X射线衍射晶体学是一门很高超的学问。因为是把一个立体的东西投影到平面上来,然后出现的一些点阵,只能根据这个点阵反推回去它原来的立体结构是什么,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数学以及空间立体的想象力。
贝尔纳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思想,就是科学的科学,所谓的科学学。在他以及他的同事还有学生的概念当中,就是把科学当做一个研究对象,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手段甚至科学实验来研究科学本身发展的这些规律。所以在贝尔纳自身的这些著作当中,包括《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的科学》,他都引用了大量和科学事业有关的数据。在普赖斯、贝尔纳他们的影响下,美国加菲尔德创办的科学信息研究所,研制出来一套SCI,就是《科学引文索引》。当时的出发点只是为科学家提供服务,但是这个数据越积累越多,就变成为科学决策者服务了,后来又演变成了,对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科学家本人进行评价的一个指标。
贝尔纳一生充满着激情,而且故事非常多。最精采的部分恐怕是贝尔纳的感情生活了,因为太丰富了。关于他的所有情书,全部封存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约定2021年解禁。就是在他去世整整50周年以后解禁,这是当时他留的遗嘱。相关人基本都不在了,再可以公布给世人看。和他交往的女性当中有很著名的文艺工作者、社会学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政要的家属,但是这本书上只是非常隐讳的提到几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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