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爆发（1939-1950年的中国）》（一）

苏东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事实层面上存在一个基本的区分，苏东是排队，它的短缺造成是大量的排队，排队到什么地步，中年妇女只要看到有队排就去排，排上以后再去问前面卖的是什么。中国是票证，所以不会出现这种蜂拥排队的问题。大家一定是知道这个队伍卖什么，然后来排这个队

大家好，今天给各位书友来介绍一本张公权的著作――《中国的通货膨胀》，这本书是成书于1958年，是英文版的书，他当时在美国的MIT。这本书是英文版的著作，国内应该是在80年末90年代初，签署版权公约之前，有一本汉译的节本，节本的名字叫《中国通货膨胀史》，这本书应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著作，是一个实证分析的学术著作。它覆盖的年限是1939年到1950年，事实上是中国在20世纪最动荡的经济时期之一，那它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分析和交代了中国货币转型的失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实际上是中国货币经济转型的一个历史性的失败，这个失败里头最突出的事件,就是中国的恶性通胀。我们这有一本书叫做《货币的百科全书》，它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百科全书当中，谈到了一系列的恶性的通胀，其中中国的恶性通胀，它的主要依据和参考的来源,就是张先生的这本书。还有就是弥尔顿・弗里德曼，美国的货币学派大师，他的《货币的祸害》那本书，商务印书馆也出过，应该是在1996年出的书，原书英文版应该是1990年，在那本书当中有专章来讲中国的恶性通胀，就是40年代末的恶性通胀，那么在那本书当中的主要参考文献，其实也是来自这本书的。在帕尔格雷夫的《货币金融大辞典》当中，这里面也有一个相关的词条，谈到了二战时期的恶性通胀，在二战的恶性通胀当中，比较突出的也谈到了中国的恶性通胀。所以这样看来，20世纪的全球的恶性通胀大致有三个，一战时期、二战时期和80年代的。二战时期的恶性通胀，非常突出的是中国的通胀，所以Hyperinflation in China，这应该算是一个中国的恶性通胀，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1939年到1949年或1950年这10年、11年间，中国的恶性通胀在以往的学术当中，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定性，那么历史学到后来有一些分析，经济学的实证的研究是非常的罕见的，甚至说我们说到近年，才会有相应的一些文献出现，那么张公权先生的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全面和经典的，在这个方面的论述。他本人是银行家，出身世家，做过中央银行的行长，抗战结束后，他参与接收东北。他的两部传世的文献，一个就是他接收东北的日记，一部就是这部学术著作。那这部学术著作，事实上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20世纪前半叶经济当中最重要的一本文献。

我们今天要再重读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还是牵扯到这样一个命题，就是20世纪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变化和基本命题是什么？

我们先从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来说，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经济学界当中是非常流行的，亚诺什・科尔奈是匈牙利人，后来在西方国家做研究，他对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抓住了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短缺――shortage，他以shortage来做出了经济的一个论述和分析，这种观点在中国非常流行，它的影响力也很大。亚诺什之后又出了一系列的书，比如说《社会主义体制》，来进一步从短缺经济学的，从短缺经济学这个角度，来探讨计划经济体制，那么似乎短缺是所谓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现象，但是我们仔细地会发现，在苏东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事实层面上存在一个基本的区分，这个区分是什么呢？苏东是排队，它的短缺造成是大量的排队，那么《寡头》这本书讲得很有趣，这是苏东体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个书还是从计划经济垮塌之后，苏联的变化开始讲起，其中就讲到它的短缺排队，排队到什么地步，中年妇女只要看到有队排就去排，排上以后再去问前面卖的是什么，这种情况中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中国是什么呢？中国是票证，所以不会出现这种蜂拥排队的问题，除非大家都有相应的票证，一定是知道这个队伍卖什么，然后来排这个队，还要确认自己有相应的票证。所以说同样是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们普通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就是一个跟票证相关跟户口相关的部分，今天这个户口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在苏联东欧没有这种情况，这又是为什么呢？短缺没有体现在价格上，体现在排队上，但中国体现在票证上，为什么？这个基本的事实是有不同的，有差异的，这个差异而且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中国在198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所谓的物价闯关，物价闯关的核心意义，就是在家庭部门取消票证。这个票证在中国的货币市场反复出现过，事实上就是所谓各种各样的引，以前我们有茶引、有盐引、有酒引，其实就是茶票、盐票、酒票，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有了这个认识，在发生了货币经济的重大危机，乃至这个货币体系发生崩溃的时候，大量的恢复这些票证是一个正常的选择。所以我们同样的，与苏东是同样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更明确的货币经济崩溃的在历史上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票证的出现。

那么这就多了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是什么呢？来探讨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变化，是从一个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研讨，还是从一个货币经济的角度来研讨？从货币经济的角度上来研讨,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这个区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或者中国的计划经济与苏东是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个在它确立的过程当中就有不同，在它不断地变化当中,衰败当中也有不同，在它的崩溃瓦解和后期改革，在转变当中还是存在不同，所以我们分析比较中国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不同历史命运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忽略到货币经济层面的，这就使得我们必须要超出所谓的经济体制这样一个确定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社会历史社会经济的历史变革。那么其中的核心一点,就是要从货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这样就使得我们必须对前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基本的性质和状况做出一个判定，特别是在货币经济的方面。那么这个判定就需要两个方面，一个是说那些标志性的重大的变革的事件，一个就是这样基本事实，如何做出这个概括和描述？所以张公权先生的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威的样本，所以说我也可以称它是，20世纪中国经济著作当中的top three，前三之一，这样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