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多元世界(上)

 

 

 

我们现在的公众或者说一般的受教育的读者面对的一个世界，是比以往要更加复杂的。它不光是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各种文明的交汇，还有科技的和人文的交汇。这个世界已经是边界非常模糊的一个世界。我们必须通过理解世界，也要通过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处的位置来理解自己。

 

 

李宗陶：刘老师这两本书差不多都是2013年出版的。当时你在写这两本书的时候你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关怀和出发点？

 

刘擎：这两本书都不是一时写的。其实《纷争的年代》是有十年的积累。《中国有多特殊》是大概有两三年主要的专栏文章汇集而成的。

 

这其实是一个公共学科，严格来说它不是一个我们在学院里的教授做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是跟学术研究有关的。但是它的读者对象是有意的面向公众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公众或者说一般的受教育的读者面对的一个世界，是比以往要更加复杂的。它不光是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各种文明的交汇，还有科技的和人文的交汇。所以现在一个人他暴露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当中。他要让自己获得一个对周遭世界处境和自己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作为有公共关怀的学者，是不是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来提供一些思考的、思维方式方面的帮助，提供一些知识方面的帮助，让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帮助自己搭建个框架、一个认知的视角，来理解、来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自我？我觉得这个是我写这两本书出这两本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和关切所在。

 

 

李宗陶：刘老师，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小道消息，它的统计数据它的样本都没有交待，但是他做了一个调查。他在一群中国人当中，就学问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自我的所谓的identify，只有百分之四点几的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这个比例让我非常非常吃惊。但是我就是在想，如果我们去定义一个什么叫做中国人，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去定义它？或者说去衡量它？

 

刘擎：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现代世界我刚刚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复杂。现代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麻烦的一个世界。这里面包括一个所谓identity。就是你的这个自我认同我是谁的问题。

 

而最近大概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他会写一本书，我还引荐过他。就说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给出一个确定单一的答案的。也就是现代人面临怎么样一个处境？就是你会永远为这个我是谁的问题而焦虑。而惶恐会陷入一种不确定性当中。你会持续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每一种答案都是暂时的。都是不是唯一的。

 

可能你会有多个答案。这是为什么？你想，以前现代社会或者传统社会我们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单一的、封闭的环境。比如说一个村庄里，我们从生下来到离开这个世界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我们暴露在比较单一的文化当中。人们比较容易获得自我理解说我是谁。因为我的社会关系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想整个的现代世界都意味着现代是有三件事情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包括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是要求流动的工业化，是把一些人为了特定的目标聚集在一起。然后商业化它也是高度流动的。所以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它都是让人离开原来所安居的地方流动到不同的地方去。

 

然后这就产生了我是谁的问题。那么提到中国人这个问题，就更复杂。我觉得在一个大的长长的视野来讲，中国文明本来是比较有一个自我中心的主义。所谓华夏中心主义的这样一个视野看世界的。

 

那么到晚清以来，我们知道遭遇到了西方文明的挑战。然后整个100多年150多年，特别是这150多年以来吧，一直是在跟西方文明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的饮食、起居、文化、观赏。

 

我们很难说有一个纯粹的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分别。就是你很难说你的文化资源当中哪些可以辨别是纯粹中国的。你非常难去识别辨别它。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有个学者就说过，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文化。我觉得中国特别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以来，尤其如此它带来了很大的丰富的文化的资源碰撞。

 

但是也会带来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再就是什么样是中国人的问题。我在海外的时候有人就说很简单，只要你还吃中国的饭说中国的话，那你就是中国人。

 

这当然是个很简单的定义。但是你的价值啊你的行为方式啊规范啊，你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取向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特别难说什么是中国人了。

 

 

李宗陶：对，然后我就想到在《中国有多特殊》这本书的自序里面你就讲到过全球化的非常有趣的一个浓缩，就是戴安娜事件。这个例子讲的非常好。我就稍微读一下。

 

就是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是巴格沃蒂。他说是因为英国的王妃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撞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喝多了苏格兰的威士忌。追赶他们的呢，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

 

为她治疗的是一位美国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呢，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的，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而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

 

这台电脑用的是中国台湾造的芯片，韩国产的显示器，由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一些印尼人截获，用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由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送给你。我的朋友，这就是全球化。

 

刘擎：是，我就是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经济学家的话。就是他是非常typical。非常典型的显示了。当然他是高度浓缩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是边界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个学者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文化的岛屿。就本来这个世界是一个一个岛屿。然后边界是很清楚。但现在岛屿没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在发现，其实文化一直是如此的。只是现在在流动的交汇的这个强度和频度上、广度上就是那么显著的。所以这样就是回到我现在在这两本书里没有谈到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在遭遇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就是相互遭遇，Encounter。

 

这个encounterism就是我发明一个词。就是所谓遭遇主义的或者遭遇论的文化。这是文化的本体论特征。也就是说，文化的存在，它的生存本身就是交往的，就是遭遇的。

 

其实咱们中国文化也是一个遭遇的结果。不然的话，咱们中国文化没有这么大。中国哪一开始就这么大。它不是生下来就起初几千年，就这么大。它是有各种各样地方的小文化汇聚。就是在遭遇中有冲突、有竞争、有融汇，然后慢慢形成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化。

 

所以，遭遇本身是文化的存在特质。只不过，现在的遭遇的边界有一种跨语言、跨国界、跨文明的这样一个趋势。文化遭遇的这样一个事是在全球的范围内开始展开，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是二十世纪晚期以来特别显著的一个现象。这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的问题。

 

 

李宗陶：所以刘老师，我觉得遭遇个词用的非常好。这个好像已经比费正清的那个冲击反应论更进一步，就是延伸了。它是在它的延长线上。如果说是冲击反应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强势文化对一个弱势文化的这个关系。

 

但是遭遇的话，它就把这个位置拉平了。你知道最近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词就是移民嘛，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中都有一些反祖现象。所以很多人都采取了一种用脚投票的方式。

 

但是我又同时看到有一些就是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经济界的人士，他们认为这个大好时节还在中国，就是赚钱的最好的战场还是在中国。那你怎么看中国这种不同的阶层，他们现在在当下这个不同的这种心态？

 

刘擎：这也是特别复杂。就像你刚刚说的什么是中国人。现在中国人大家的感知，大家理解都是有千差万别的。包括对中国身份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本身的态度。

 

所以你说，有的人是去移民了，有的人愿意在中国，有的人又犹豫不决。各种各样的心态是特别多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判断上。

 

其实论及的认同。我们都会说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会有我是谁就意味着我这个人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所有的关系构成了现在的我。但是，对于认同有一个很大的维度往往不在实际上起作用。就是未来的维度是说我要成为谁。

 

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人的认同当中这个未来维度对于未来的期待和想象。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中国革命那时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它唤起了这么多的人，它是用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一种理想的未来来召唤普遍的民众。所以共产党动员力量特别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一方面就是它把这个未来的维度带入了你个人的认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想象和期待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是有不同的判断的。

 

我觉得各种想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我们对中国看不清楚。这是中国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在政治学界也是在谈。就是美国老是说我们美国政治别看那么热闹，四年搞一次大选。中国政治，就是你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后天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充满了戏剧性的。

 

这个对于政治学家来说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公民来说未必是一个特别值得庆幸的事情。为什么中国政治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这么难以预测？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政治市场。就是有很多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在中国的历史阶段、现在的历史阶段是不是必要这是可以辩论，但是长此以往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我们整个权力的运作，整个的财政的运作。它的transparency，它的透明度是不高的。当然每个国家都有机密，都有好多公共政治决策，是一个幕后的。

 

李宗陶：对，我们的秘密的长城。特别坚强！

 

刘擎：这个太大了。我觉得你可以强调它历史阶段的必要性，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这是一个我们需要保持的东西。这才是中国模式的本质。

 

我认为，在实践上，它是会遭到越来越大的麻烦；在理论上，怎么说它不符合我们官方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那12个价值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都和这种所谓秘密地、幕后地这样一种不兼容的黑箱操作，黑箱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法说哪一种判断是更有道理。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知道本身呢，它带来人们对它很大的一个疑虑就是说，最简单的说，我们每个人将来的财产在哪里？就像我现在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将来值多少钱？

 

中国的经济有过奇迹一般的发展。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在放缓。有很多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来是不是还会这样好，这都会给人带来疑虑。所以这些疑虑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又是说中国足够的大，体量这件事本身还是很厉害。就是它又幅员很辽阔，它有多样性的可能。它有这么大的体量，所以这个领域可能差一些，这个领域可能好一点。

 

可能做不同行业的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中国，我觉得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都会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的自我的认同、对未来的判断和对生活的选择都是越来越多样性的。

 

这也就是说你要求用一个统一的模式来要求人的思想，要成为一种中国人，要有一种爱国主义，有一种民族主义，有一种对生活的态度，这个时代一定是终结的。

 

如果强行要搞这样一套，这个方案和规划的人一定会头破血流。那就是还是可以回到刚才谈到的中国人理解自己。我现在是有这样一个很强的观点，包括我写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一个是关于中国的，一个是关于西方的。实际上我有一个很强的看法就是，实际上一个文化它不能够自己理解自己。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通过理解西方，通过理解整个西方之外包括在一个世界的结构中才能理解自己，也要通过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处的位置来理解自己。

 

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也并不特别神秘。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理解都是通过各种各样关系的理解。所以我不能说哪怕对自己的独特性的看法也是跟在比较当中发现的。

 

这个是说，所有的人的自我理解和文化的自我理解，它其实都是一个关系性的。就是人的存在是一个关系的存在。文化性的存在也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它不仅是说一个比较的眼光而已。它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我刚才说的是遭遇的，是相互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这样一种结构当中。

 

所以，文化也是在关系的结构当中。这个在以前的中国呢，可能是在传统中国还不太明显。因为它这个关系是一个内部关系。像这样说，我们那时候讲中国的文化蔚为大观，有各种各样的潮流。其实也是有各种地方文化。

 

中国因为太大了嘛，它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的。它有中原文化。比如说，跟各种的北方的文化跟南方文化，像上海在古时还是吴国、越国，那时候还是作为比较不太文明的所谓蛮夷之地，对不对？然后和中原文化就交互了。

 

交互以后形成了中国文化。那么，其实世界也是这样的世界。我们现在的中国，我们如果不理解世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中国自己。因为我们中国是在世界的这样一个结构和世界的影响下建构的。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饮食起居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都有世界的部分，以至于我们非常难分清到底哪些是纯粹中国，哪些是世界。

 

我在那本书里面就写过，你现在去看一个人的时间表。我在那个学院里去看一天从早到晚一个大学生他接触的文化。你很难说哪些是本地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哪些是外来的文化。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资源都处在，我叫做纵横交错的一个轴上。有纵向的，传统的本地的资源；有横向的，全世界的。有的时候还不光是西方。比如我们好多知识分子，大学生爱看伊朗电影对不对？是小资当中比较有品位的这样一种。

 

这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不理解世界，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