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的古镇（四）

 

一个学者、诗人，沿江而行，寻访三峡淹没区，用15年时间，访谈500多位老人，在即将沉入江底的古镇，“以现实记录历史”，听老人回忆自身及家族的历史，讲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与各地的“八大景”……细致描绘出一连串已濒临失传的历史记忆，寻找消失的故园。

 

 

 

再比如说《河广》，也是《诗经》当中的一句话：“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这是一个离开家乡的一个宋国人，他说谁说这个河流很宽广，我一个芦苇就航行过去了，谁说我的家乡宋国很遥远，我踮起脚来我就望见它了。

 

所以我自己也在想，在苍茫人世间，在这个长江边，我一介书生，我能做什么呢？但是我一个芦苇我就航行过去了，我就见到了我的祖先，我就传给了我的孩子，我踮起脚我就看到了我的故园。换句话说踮起脚，实际上是一颗心。你用心去仰望，你的故园就在那里。你的心背离了家园，你走到哪里，你建多少房子都不是家。你的心在哪里你用心去仰望，家就在你面前，就在你心目当中。

 

所以我现在愿意住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就在想，我觉得现在时间宝贵，尽管在现实当中很多人，事我不赞同，但是我觉得与其去批评别人，不如反省自己。你做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做得更好了。我这十几年做下来，我最大的心理不是一种成就感，一种满足感，我认真说我是一种愧疚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只做了一点点，挂一漏万地记录了一点点。而且我的这些三峡的老人，我的老朋友，他们都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人世。

 

所以我最后一本书叫《往生》，写的就是死亡。往生在汉语里面就是往生命里去。我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动宾结构。当然本身它是一个名词，是指死亡的意思。那么我在讲到这些老人过去跟我讲故事，跟我唱船歌，比如说“小小鱼儿红了腮，上河又在下河来，上河去把灵芝采，下河去吃土青苔”。非常好听！这些老人到墓里面去了。跟我讲九朵莲花三枝藕，跟我画九朵莲花三枝藕的图画的老人也是，到坟墓里去了。

 

怎么办？我这就理解了，你看九朵莲花三枝藕在这里，我这就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台湾不是还有个学者说“未知生，焉知死”说明儒家文化的浅薄，我觉得很荒唐！“未知生，焉知死”恰恰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举个例子来讲，一个孩子想要月亮，跟妈妈要月亮，妈妈不能给他，这个妈妈就拿出一面镜子，把这个月亮装到镜子里了。孩子一看这个月亮就在手上了，这是多么智慧的母亲。偏偏碰到一个愚顽的孩子，把这个镜子砸掉，说这哪里是月亮嘛。你说这个孩子笨不笨？

 

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告诉我们“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死亡。你们谁从死亡那里回来啊，没有啊！《哈姆雷特》的读本，没有一个旅人回来的那个国度啊，你们谁见过死亡啊！那都是想象的呀！没有人见过死亡，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摘到月亮一样。但是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生就像一面镜子，我们从这面镜子当中认识到死亡。

 

人生本身也是一面镜子，我认识到生命天光云影，这是多么大的智慧。就像伏尔泰表扬中国人，赞美中国人。中国人，中国的祖先，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不说，就是我们知道多少说多少，就是我们从生认知死亡。

 

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以前就会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要烧纸啊，就是说这种不是封建迷信吗？人死了以后人家去教堂啊，我们还要点纸。还要写“今逢追念之期，虔奉冥纸一包，关津渡口，水陆放行”，这都是我后来学到的。为什么要烧纸？

 

我就讲我自己为什么。在重庆万州新田白水溪这个边上，白水新田古镇有一个老人家，叫陈永堂老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记录了他的生平。他过去是一个绅士的孩子，乡绅的孩子。后来解放以后倒霉了，就去干体力活。去挑碗啊，挖沙啊，很苦的一辈子。但是他会画画，以前会刻皮影。他是个民间画家。画画画得非常好。

 

他就告诉我过去新田的地势是“九朵莲花三枝藕”，并且把这个图画画出来了，新田古城画出来了，是我的恩师。我每次去他都跟我讲很多故事，讲文家大院的故事，新田的历史传说。我受益终身。可是有一次我再去，他女儿说他不在了。电话里说不在了，他去世了，80多岁去世了。

 

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我后来想我不能因为一个朋友原来住在这个屋子里，后来住到那个土丘里去了我就不去看他了。他的坟就在他们家后院。他原来住在这间房子里面，现在住到这个坟墓里，我当然要去看他。因为他是我的恩师，他是我的心目当中的亲人，像父亲一样的亲人。我当然要去看他。

 

那么我看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要去坟前看他，我当然就要给他烧纸，给他写信，给他倒酒，跟他讲话。因为什么，因为他生前是我的朋友。就好像我的父亲把我养大，父亲有一天去世了，我在葬了父亲的那一天下午，在走回来的路上，我都觉得大地变得柔软了。这是我真实的体会。因为我的父亲在土里面了。原来他不在土里面。

 

所以“未知生，焉知死”，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从我的生命的经历体会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生离死别。由此我这样纪念父亲，纪念陈永堂老师，我就去烧纸，我就去供奉我的祖先。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供奉先辈，就是慎终追远。这个孝顺我觉得不仅是孝顺自己的父亲，还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孝顺别人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人类都是有共同的祖先，何况我们一个民族？

 

再跟你讲那个神奇的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唯物主义者或者说科学解释得了的。我在新田白水溪这个地方，我给陈永堂老师都是后来烧纸。我第一次烧纸祭祀是文天祥的后代，叫文润昆。他的儿子叫文素涵。给了我他的遗作，记录了新田的掌故，记录了新田的历史还有文家大院。他们文家的家谱。就是从江西井冈山吉安地区，文天祥的后代的那个家谱都记录下来了。

 

我想我得到了这样的宝贝，而且跟他有隔世缘。好像他写的这个遗稿就留给了我。我就想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祭祀。那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在他的坟前，也是在离白水溪不远的一个芳草地上我第一次写了“今逢追念之期，虔奉冥纸一包，津关度口，水陆放行，奉恩师文润昆老大人，学生王以培”。我就按照当地的习俗烧了纸，点了蜡烛，放了火炮，最后我就走了。

 

然后就当天晚上，我在这个白水溪边的一个屋子里面创作，结果那天晚上思如泉涌，就是下笔如有神。写着写着大概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拆迁的危房，那个房子正对着白水溪，没有玻璃，也没有窗户。一只这么大的蝴蝶径直地飞到我的窗户里来。后来我才知道那叫金斑蝶，是蝴蝶当中最漂亮的一种，最珍贵的那种。

 

我写着它就飞进来，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个蝴蝶来了，怎么办呢？我就捧着它放在墙上，放在桌面，它就陪着我写，一直写到天快亮。我筋疲力尽了，我不敢把它夹到书签里，这个蝴蝶是神灵的，所以我就把它捧到枕边。我就在这个床上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它就飞走了。为了证实我不是一个梦，我拍了照片，这是真实的。

 

第二天我问那些老人家，我说昨天我烧了符纸，晚上飞来一个蝴蝶是怎么回事？当地的老人说，这个很正常嘛！你给老人家烧了符纸，他来谢谢你嘛！他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蝴蝶都问：“蝴蝶蝴蝶，你是哪位老人家？”他说我们当地都有这个习俗，你烧了这很正常，老人来谢谢你。

 

我听了以后，你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点好，叫有诗为证。所以《新田白水溪》当中，有一首诗我给念一下：

“青青橘树生长在父亲的坟前

这是新田秋天

我不知橘子在今夜是否酸甜

却知道父亲心里依旧酸涩

艰难的岁月

永久的花朵

什么样的墓园可以收容

什么样的暮色才没有日落

父亲啊

当你沉入墓园与暮色

我却从中找到归宿

归隐山林并不做隐士

隐士只是逍遥逍遥

而我今生劳动劳动

直到重回您的身边

如墓前那棵青青橘树

橘子到冬天才会变红

青树红橘向这荒山野土

张开千眼

伸出千手

直到找到父亲

再随父亲去寻找祖父

而祖父的祖父啊

不在土中

却在白云深处

当岸边的橘子树被纷纷砍倒

水中倒影依旧存活

可墓中的父亲啊

为何再度失去了笑容

思如泉涌之夜

窗外飞来一只大蝴蝶

一朵紫色的野花降滋九泉

大蝴蝶  大蝴蝶

扑愣愣拍打着墙壁

睁大眼睛翘起花翅膀

大蝴蝶  大蝴蝶

你是来通风报信

还是想大哭一场”

 

我在想可能《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在写作的时候，他那样的心态是从他的那片土地和传统来的。他写的时候真的是神魂颠倒，时间交错。包括其他的民族。现代派的作品也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不能够直接地感受到这本书这种神奇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强装自己感受到。或者说硬是要从《百年孤独》那里去找百年孤独。

 

反过来一个人，为什么我喜欢王阳明的哲学？良知，他讲良知。“良知亦是独知时，此知之外更无知”。这个良知，人的良知不仅是良心，道德的良知，而且是一个人天然的对一件事物的感受。就是本能的，天然的本心。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本着天然的本心，我来到了长江边。我本着我的初心，我找到了这些老人家去祭祀，我觉得这一切都合心合意。一个民族不管哪个民族，尤其是中国人今天，我觉得不应该也不能够越过自己的祖先和历史，越过自己故园的可歌可泣的、悲凉的故事、历史和我们的祖先，而直接跳到现代文明去。那是荒谬的！

 

我认为一个人要了解自身的祖先的文化才可能有前途。就好像《圣经》。《圣经》它记录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我们的《史记》记录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历史。可是《圣经》也是好的书，我们要去读，《史记》也是好的书。可是现在不能说我读了《圣经》，我找到真理了，别的都不要读了。我不赞同这种观点。

 

正因为我读了《史记》，我更加理解了《诗经》和《圣经》。正因为我读了其他的佛经，我更加理解了中国的宗教。所以《红楼梦》这一点也是好。我又讲到《红楼梦》。你说它是宗教它就是，你说它是生活就是生活，你说它是诗歌就是诗歌，它是一体的。所以我喜欢汉语当中那个“一”。我自己认为，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我这条路走通了。

 

所以哪怕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坐在这里倾听，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你愿意听这条河就在往前流，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拯救这条河流，也拯救我们自己。起初我出发的时候觉得我来救长江，其实分明是长江救我。就好像我的母亲去世以后——因为我的父母对我非常地爱，我这个家庭非常的幸福，可是我父母去世以后，我就好像没有办法生活了。

 

我妈妈在医院里的时候，在上海华山医院，我陪她半年。我把课都停了，陪她半年。只能读读报纸，我也没什么办法。结果我还跟医生在感叹，我说哎呀，我说你们学医的多好，学了什么都能用，我说只是一个学文的，面对母亲这样诗歌也救不了。但是等我母亲去世以后，医生转身走了，说“这个人不行了”，他走了。

 

当时我就想，哎呀，你们就不管了呀！可不是嘛！医生到人的生死临界点药品一撤，转身走了，他还要去照顾别的病人。就在那一瞬间我知道，我学了文学是那么的有用。因为它可以让我面对生死。我走的那条江是那么样的，对我来讲是那么重要！母亲不在了，长江还在。我就有一个归属。

 

所以我写了这套书之后又写了《往生》，题记就是“母亲哪里去了，故园哪里去了，往生命里去了，到永恒中去了”。所以我再坐飞机，再去长江上空，我在万州落地的时候，我在上空看到那条江。我当时就看到它就是像一根丝线，慈母手中线，缝合游子褴褛的衣衫。

 

我认为我们的民族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诗歌，就像《诗经》当中的“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对于父母的感恩之情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歌，和我们今天的长江，和我们今天游子的心情，它是一脉相承。所以我说来说去，还是这个“一”字。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的长篇小说《烟村》的主人公的原形叫冉正艾。冉正艾他是一个民间歌手。他会唱很多歌。正好他病危的时候跟我母亲是同时，我也没有办法去看他。他就跟我要了一个录音笔。他说我快要不行了，王老师你给我一个录音笔吧。我一下就知道他的用意，我就寄给他一个录音笔。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天，他用微弱的气息和嗓音给我唱了那个长江边的歌，特别好听的一些歌词。就是那些闻所未闻的这些长江边的好的民歌，船歌。他一会儿想起来一首，一会儿想起来一首，唱不完的。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的前辈可能正是通过诗歌，诗与歌来传递。就像“关关雎鸠，在河之州”这样的声音来贯穿我们的民族。就是我们用诗歌来传。有的民族用意象，用金文来传。我们的民族用诗与歌来传。所以这个老人他有一些歌只有那个古镇几个人会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两个人知道这些歌，他唱给我听。我把它一一地记录在这本书当中。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书的价值，其实是这些老人家生命的价值。远远超出我个人的写作能力。记录这样的诗，最后我还是回答那个问题，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家族最后都要面对生死。我们当然面对。儒家文化“未知生，焉知死”是一个最好的面对死亡的办法。就是用诗歌，用文化的传承，精神的传承，用玉的传承。“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宝玉含着玉来的，他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承，就是这样子我们战胜了死亡。

 

我自己在想，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没有看到她的作品，但是我看到她的获奖的演说。我认为讲得非常好。我很崇敬，很尊敬这个作家。她记录了俄罗斯的历史还有灾难。我认为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出发点是相似的。什么样的出发点呢？就是说当我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用哪种说法好，现在流行哪一种手法，哪一种手法，哪一种风格容易被大众接受，被或者某某评奖机构赏识。错了！

 

这样想我觉得就是外在的想法，外求的想法。所谓内求的想法就是说，首先我的心灵需要什么，我心在找什么。然后我找到的这一切。历史，文学，它们需要怎样的题材来记录，也就是这条江要求我用这样的形式。就好像《史记》要求司马迁用这样的形式来记录历史。每一个人想记录的真实不同，他会找到一个这个事情本身要求他做的形式。我觉得这个形式是被动的，不是在前的，是由它这个主题决定的。

 

我想今年获奖的这个女作家也是这样的。我自己记录的这个，其实当时三峡移民还不让说呢，现在让说了，还是个禁忌的话。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能不能出版，我什么都没有想。可是我断定出来它是重要的。清明上河图的比喻，我非常赞同。《清明上河图》为什么要画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画少一点不行吗？我后来意识到少一点不行。它展示一个历史的全貌，需要有一定的量。

 

就像我跟一个医生朋友聊天，他说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样本量。就比如说我们测试一种药物的效果，我们在一万个人身上看效果，总比在一千个人身上看效果要更准确。这是样本量。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这用在我的采风过程当中，就是所谓的口述历史。我深有体会。

 

比如说我采访一个老人家，让他讲解放初，1949年清匪反霸的历史，然后灾荒年，后来文革，后来改革开放。讲他的历史。这段历史，他的记忆很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他上来就给你讲12345，你就记录下来。但是谁能保证他说的就是真的呢？他说的他的记忆就不会错呢！

 

让我意外的是，我这15年走下来，那么我采访的假定是500个人，就算是200个，我不知道几百，反正是几百个人。15年，各地的老人他们互相不认识，又在不同的地方，当他们描述同一件历史的时候，比如说1949年清匪反霸，他们讲到的历史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这些人互相之间提供了一个印证。一个人的记忆可能模糊不准确，500个人的记忆不会错。就是他们拼出了一个《清明上河图》。何况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仅是一个拼图，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岁月。他们经历的岁月，也有很多是从祖先传下来的一种思想观念，一种传统。

 

所以我得到这一切我认为是我们民族的宝藏，不是我个人的。真的是。我讲到，我们面对现实来讲，我们都是活在现实当中，我觉得很可悲。我在这里不怕得罪人，就是说核心期刊。我们不是讲的核心期刊。现在教师评职称，都是要核心期刊。我为什么没有给核心期刊写文章？我很早以前，十几年前写兰波的时候，我还写过一篇。但是我后来当我落笔，要给核心期刊写文章的时候，我在想你为什么要写？我的心里面会觉得要评职称，丢不丢人。一个人为了评职称去写，我写不下去。

 

所以我跟我的同学负责任地说，我说当今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自觉抵制核心期刊。我不跟别人说，我跟我自己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所以我不会给核心期刊写任何一个字。因为当它成为一个功利的标准的时候，大家都来抵制它，这个标准就改变了嘛。你们大家都配合它，不合理的就变得合理了。所以我做不到别的，但是我不写，我不投。

 

我这些作品的价值我清楚。天知，地知。我不需要别人来给我承认。但是我一再地要确认自己的信念，否则我就毁了。我今天写一篇文章，明天写一篇文章，后天当了教授，再成了一个名教授我就毁了。在这个时代生活和创作，是在我看起来还是很严峻的。

 

但是一个人说白了，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纯洁和庄严，才能成为一个君子。不是说我是，而是我努力的像我们的先辈那样做一个君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