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数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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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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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人的思想习惯要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对数学作一些普及是不可少的,同理可及物理、生物等。无需太多花费,但需要鼓励一些人。如果他能够做这个事情,做得好,大家支持他;做得不好,大家谅解他。让人们,特别是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数学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三本是一部大书,叫作《普林斯顿数学指南》(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共三卷。这本书跟刚才两个书不一样,它是为有志于数学的读者写的,是为那些大体上具有研究生水平的读者、至少是想要懂得数学的某一个分支的新进展的读者编写的。它是真正为数学家写的当时是谁第一个想出了这个主意现在也无从详细考证,看看这本书的前言也许会看出来。这个出主意的人找到一个数学家叫高尔斯,是菲尔兹奖得者,在组合学方面有重大的成就,以他的声望,邀请了一大批,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数学家吧,就各人熟悉的数学分支,各写一篇东西。

 

编这本书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想学一点数学的青年人,数学中间这个分支那个分支,东西非常之多,那么一个青年人选择哪一个分支,他怎么去选择法,这就需要有一些人来帮助,这些人不妨叫做你的智囊。于是高尔斯就邀请了一批人,这批人中间当然大都是第一流的数学家,以他们的身份为一个青年人,准备进入我这个领域的青年人写一个东西。是否一定就能帮助青年人登堂入室也谈不上,但是这个房子在哪里,哪条街,几号,几楼,你到哪里去,你怎么进去,进去你找谁?这里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这确实是能做到的事。

 

就好比说是你到故宫去,故宫太大了,那么我告诉你,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东西。看画?你想看哪些画?另外一个人想看瓷器,那么我带他去看瓷器。你要看画,我也不能把故宫的画都拿出来,但可以告诉你有一些什么画是值得注意的。这本书就是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告诉你这个房子在哪里,至于能不能登堂入室,那是你自己的事,也看你的机缘如何,看机会。从这一点来讲,应该说编这部书是发了一个宏愿,做了一件大事。

 

正因为是这样,它所涉及的面就有很多其它的问题、而且是数学里很深的问题。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不需要太多数学知识的来介绍。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喜欢音乐,我曾经听过一个音乐教授说,他说音乐是一种逻辑性非常强的艺术形式。当然我也可以反过来讲,数学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审美,最有审美价值的科学,这两个说法都对。数学跟音乐到底什么关系呢?

 

从毕达哥拉斯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的1234567,高音1(这里数字表示简谱的音符)构成一个八度。再加上半音共有12个音符。希腊的毕达哥拉斯造出了一个音阶系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春秋时代也有一个管仲也构造出了同样的音阶系统。他的方法(或者叫乐律)称为“三分损益法”跟毕达哥拉斯的方法(或者叫乐律)即五度相生法、马虎一点说,请你原谅我说得不准确,从数学上来看,是一个东西。

 

那么到后来,从八度再加上半音变成十二度的音阶,这个十二度怎么回事呢?从音乐上讲起来非常简单,1和高音1相差个八度,频率增加了一倍,把这个频率按等比数列来均分,分成十二份,每一份叫作一个半音,十二个半音,12是一个全音,23也是一个全音,34则是一个半音。这样下去得到十二个半音,组成一个八度。那么这些全音和半音的频率怎么来确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简单,但是你也想想,如果我在调钢琴,一个钢琴应该各种各样调性(C调、D调等等)的乐曲都能够演奏,但是C调跟D调中的12的频率比却是不相同的,那么钢琴怎么办?演奏一个曲子就要调一次钢琴,那怎么行。唯一的办法是把乐律改过来。

 

奇怪的是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又都采用了同样的乐律,即十二平均律。在欧洲来,最大的成就应该归功于巴赫;在中国明朝有一个朱载�,同样搞出了十二平均律,搞的办法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懂一点微积分,就非常容易了,取对数嘛,取1/12log2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论是巴赫、还是朱载�,当时都不懂对数。例如朱载�,是用算盘算出来的。我有一个朋友,复旦大学的李大潜、就告诉我,他曾经到朱载�的家乡去,他的家乡有个博物馆,其中就有朱载�当时用的算盘的模型,有48档之大。但是,朱载�的计算方法跟我们现在讲的有原则的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对数是一个无穷级数,一定要用无穷多项才能算出来,但是朱载�不懂得这一点。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搞错了。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1]康熙皇帝在这一点也搞错了,他怎么样样也跟不上牛顿的步伐。

牛顿写研究微积分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想解决这个无穷小的问题。也就是脚注里说的ζ究竟是不是零、以及如何处理它的问题。在牛顿的时代之前,已经有了无穷小的概念,但是还很模糊。牛顿处理的方法也很干脆。那就是:无穷小虽然不是零,但是有的时候可以丢掉。什么时候可以丢?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就是见到了高阶无穷小就把它丢掉。当时一个哲学家贝克莱就说,牛顿先生,你认为自己最严格,它虽然是一个无穷小,它非常小,但它不是零,你怎么能丢掉它呢?这是场非常有名的争论。是当时许多数学家都为此耗尽“洪荒之力”也无法解决的问题。[2]

 

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谈到了许多问题。除了音乐之外,也谈到了经济学,也谈到了统计,谈到了管理等等。我选择了音乐是因为它需要的数学准备比较少。尽管作者做了一些努力、写了几个脚注,仍然担心读者会遇到困难,还需要自己再去找一些书去读。这个该也是写通俗数学书总会遇到的困难。

 

问题是现在三大本怎么读法?至少它的第一卷的Ⅰ,Ⅱ两个部分(大约二百来页),是引论的部分,建议你读一下。你得知道你是在教数学,数学究竟是什么东西,数学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证明、什么是严格性;进一步还有什么是非欧几何,什么是关于数学基础的争论。这一切对你的教学有极大的好处。我之所以要介绍这本书给读者,也只是告诉读者,如果你对数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所要的东西。当然话要说回来,不知道这些东西天也塌不下来。说到底还是一个怎样对待生活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就应该要作个检讨了。我为什么要去翻译这本书,这是一个出版社向我建议的。我说这个工程太大,我一个人怎么搞得了呢?他就跟他的出版社讲,请他们告诉我,你先不要拒绝这件事情,你先看看这个书,看看这个书你就会放不下来。但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去翻译这么大一个书,为什么我敢干这个事呢?按照现在通行的做法,一个大的工程那就一定要组织很多人来干 ,那么,谁来组织呢?

 

写这个书的人,就是高尔斯,以他的声望,他能够邀请一大批人,在中国谁能够做这个事吗?谁能够邀请一大批每一个行业的专家,请他们来翻译?如果要干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主持这件事情的人,主要的精力就会放到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上:你是这个组长,我是那个组长,最后只好妥协下来,妥协下来之后怎么办呢?现在是我自己搞了,当然现在有些事情我可比较有把握。实在搞不准的地方,我可以找一些更懂这个问题的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我自己搞必然有错,但是有一个好处,别人知道是你错了,该你负责。既然有错,当然也有不错的地方,错的地方你把它指出来了,我很高兴。那么不错的地方呢?那就算是这个书的作者送你一个礼物,让你可以看看这些东西。

 

搞了一年多的时候,我中间好几次都想放下来,干不下去,有一个朋友听说了,说你既然已经干了就干到底。后来出版社他也没办法支持了,因为这个书的份量太大,出版社一定要考虑经济问题,所以也不能怪人家。

 

 我们国家要现代化,什么叫现代化?一个关键是人的思维,人的思想习惯要能够适合时代的要求,从这点来讲,对数学作一些普及是不可少的,物理生物学等等的普及也是不可少的,在这种问题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但需要鼓励一些人,他能够做这个事情,做得好,大家支持他,做得不好,大家谅解他。让人们,特别是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数学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由于作者在此需要做一些重要的补充,这就不能同时观看录像,会有矛盾。所以作者只能用脚注形式把有关的材料写在这里。我们听到乐音的高低其实是听到是这些乐音的频率之比。但是例如D调的的频率比与C调的的频率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把一个钢琴的各个音符的频率都按C调来调,则在演奏D调乐曲时,就会感到音准出了问题。尽管这里的差别其实很小,但是随着音乐的发展,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容许的。于是想到了用12平均乐律。就是一个八度(频率恰好是2倍)分成含有12项的等比数列(也算在内),这个数列就是是基本的频率,而公比则可用对数求出。我们现在把各个音符的频率稍加改变,使它们的频率都是不过现在是任意整数(可正可负)改变基本的的频率值就可以得到不同调性的音阶,这就是12平均乐律。它的好处何在?犹如我们造了一个高楼。每一层之间的楼梯都是12步,每一步高度都是一样的。不管你在那一层楼演节目,都可以演同一的节目。按这样的方法调一个钢琴,演什么乐曲都是可以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计算基本的频率比,也就是一个半音。这样,我们就看到为了得出等比数列,我们可以用对数。但是,为了计算则它是真数,才是它的以2为基底的对数,怎样来求这个真数呢?当然可以用对数表来算出然后乘以在反查对数表好了。但是对数表是怎样造出来的?我们现在是用对数来开方,历史上则是用开方来造对数表。所以例如朱载�还是用真数来计算。这样就把对数问题化为如何开方的问题。例如怎样开立方、即求?方法很简单,这里是很小的数。暂时不去管它,至少因为是很小的数,就马虎一点,令这样,就认为所以开立方就是先开两次平方(就是开4次方)再连开4次平方(就是开16次方)。康熙皇帝很希望大家来学数学,就叫他的臣子梅�成为他主编了一部《数理精蕴》,(名义上是康熙编的),其中提出开任意次方都可以化为开平方、开四次方、开次方,再把结果乘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对数理论的公认的创始人纳比尔也是这样来做出对数表的。但是这里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康熙皇帝认为不管是什么数,开有限次方就会停下来。他不懂无穷级数,无法区分等于零和趋于零。而纳皮尔、还有牛顿是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他们都研究了无穷级数,而且提出了无穷小的问题。不过他们仍然很勉强,说是可以略去无穷小(至少是高阶无穷小)。严格地说,这一点正是微积分的起点,而且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时常有人说刘徽懂得这一点。因为他的分圆说就认为“分而又分以致不可分,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不对,什么叫“不可分?”它是不是零?如果不是,而是一个“极小的数”,那就一定可以分成两个而不是不可分;如果在第一万次分成了不可分的那么在第9999次就应该得到,已经是“不可分的”零,何须一万次?同意一尺之锤可以“万世不竭”地分,什么叫“万世”呢?这里的矛盾是不可免的。我一直以为对数问题是全中国数学越不过的坎的明证。现在可以接着读正文了。

[2]中国人怎么样?原谅我说一句可能冒犯的话。从庄子的“一尺之捶”、到刘徽、到朱载�和康熙皇帝,其实根本不了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用一些模糊的话例如“分之又分、以致不可分”来掩盖这个问题;有时则不加分说,硬说做了有限多步以后自然成了零。可以说,整个中国数学都没有跟上牛顿的步伐,与世界数学的发展相比、出现了“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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