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1）

 

 

 

容闳希望从根本上国家改变，促成了19世纪幼童留美，而朝廷只想在器物层次上有所变迁，二者目的相去甚远，这导致了1881年第一次留学潮夭折；其后，清廷政府转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但无意中开启了由经济变迁向政治变迁的进程；20世纪初大批留学生赴日并没有挽回清廷的命运，却使中国现代化走向了政治变迁的最高形式――革命；庚款留美浪潮中，两股留学潮汇拢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把中国推向了现代化文化变迁的层次；而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将来的新中国领导人

 

 

十次留学潮是指，以19世纪70年代至今150年为横轴；以不同年代官方成批派遣，或者民间大量涌现为纵轴，结合中国现代化来阐述的留学史。

 

第一次留学潮是大家熟悉的19世纪的幼童留美。1872到1875年间，清廷政府曾经派遣了120个幼童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去，主要是麻省和康州。它的推手？就是大家熟悉的容闳。他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以后，他一直不间断地试着向朝廷建议派遣留学生。经历了17年，一直到1871年，在曾国藩的帮助之下，他的建议最终被朝廷采纳。

 

遗憾的是，1881年在已经有50多个留学生进入了大学，或者是很多人即将进入大学的时候，清廷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全部留学生撤回中国，中断学业。所以第一次留学潮夭折，是多年来研究留学史的人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还处在最初级的“防卫性现代化”的阶段。所谓“防卫性现代化”指的就是说，被迫的、不情愿的。所以它只是关心兵工层次的发展。

 

容闳的留学理念，和当时决定派遣留学生的清廷政府是截然不同的。容闳希望培养具有深厚文明基础的现代人才；而朝廷一心想培养的是实现洋务运动所需要的“船坚炮利”的实用人才。所以说，容闳希望从根本上国家改变，而朝廷只想在器物层次上有所变迁，二者相去甚远。这也就导致了1881年第一次留学潮夭折。

 

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并未解密还有待我们继续关注的问题。清廷实际上是花了大把银子送这些幼童到美国去留学。可是最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不被重用。有人说，第一次留学潮的命运是中国官员踩了一脚，美国法令又把它掐死了。

 

直到20年以后，清廷一再受挫，才想起这批被埋没的留学生。可是他们此时已经人到中年，尽管以后的岁月他们陆续被重用，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不过他们已经被耽误了20年。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损失。

 

可幸的是，在20世纪初，就是1910年，当庚款留学的第一批学生到容闳在哈德福特的家里拜谒他的时候，他终于看到留学又继续了。他当时对这批留学生说的话，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你们的目标，是要把中国建成影响世界的领袖国家。”

 

第二次留学潮是在19世纪。就在第一次留学潮夭折的时候，清廷转向了欧洲。因为欧洲当时是同意中国留学生进军校的。所以清廷在1877年到1897年的20年间，向欧洲派了四批一共82个学生。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出自福州的船政学校。

 

船政学校前学堂是学法文、学造枪炮；后学堂是学英文，学驾驶轮船。所以他们最后送出的学生，仍然是学法文的到法国去学造枪炮，学英文的到英国去学驾驶。我们注意到，这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部分，就是实现 “船坚炮利”的器物层次的变迁。

 

而同时代日本也有200多个留学生在欧洲。他们学什么呢？他们学的是法律和经济。所以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看在眼里，就预言，“三十年后，日本必兴，中国其弱。”果真，甲午海战正中其言。

 

在这些留学生当中，也出了几个异类，少数留学生开启的由经济变迁向政治变迁的进程。大家都知道的严复，他翻译了八大经典著作。他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人，从维新派到革命党，以致后来的新文化人物。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文化结晶，成为那个时代向往变革的精神食粮。

 

第三次留学潮是20世纪出现的万人留日和辛亥革命。清廷在甲午海战失败，同时在1901年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后，顽固派和洋务派可以说是双双受挫。这个时候民众希望改革，民族自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清廷被迫开放留学。他们首次派出官费留学生就是到打败他们的日本。但是官方最初派出的26人当中，就有半数，13人学的是文科。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不再仅仅关心船坚炮利了。

 

1903年， 1300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就有1100个学的是文科。1904年中国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1905年，清廷把最后一次科举中所有中举的绅士们，全部送到日本留学，全部学法律、政治、理财和外交。可是后来，留日的学生越来越多，政府发现留日学生开始受激进思想的影响，所以它的留学政策又开始改变了。

 

1908年，新的规定中官费出洋学生概学农工格致，不得改习其他科目。实际上就是只能学理化和农医。但是对于成千上万的自费留学生，清廷政府就没办法控制了。事实上1905年，上万个留日学生当中，有50%以上学的是政法和军事。

 

实际上在留日学生当中，有维新派、革命派，甚至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因为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西方著作，留日学生也翻译和引荐了大量的西方各类名著到封闭的中国。后来这些学生成了反清的主力。

 

我们仅仅看同盟会当中，十之八九就是留日学生；响应辛亥革命的新军当中，22个省中17个省的革命军司令，是留日学生；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南陈北李，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留日学生；中共一大13个代表中，4个留日学生。就连我们都知道的周恩来，只知道他留法，但是他在留法之前，他曾经留日一年半。

 

所以大批留学生赴日，并没有挽回清廷的命运，却使中国现代化走向了政治变迁的最高形式――革命，这指的就是辛亥革命。这是派遣留学生的清廷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第四次留学潮指的是庚款留美。庚款就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对西方的赔款。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当时美国的庚子赔款份额仅仅占7.3%，7.3%就高达5300万美元。可是他们分析，美国实际损失只有2500万，也就是说，2800万美金是多余的。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华盛顿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很巧地是，当时《纽约时报》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好中国新一任的驻美大使，来到了华盛顿。他是谁？是梁诚。梁诚是30年前留美幼童的第四批幼童之一。他当年是在波士顿北部的一个全美国有名的私立高中――菲利普高中念书，就是Andover的Phillips Academy。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棒球好手。他的相片挂在菲利普高中几十年。

 

他到了华盛顿不失时机地约见了国务卿海约翰。他说既然你知道这个赔款过高，何不把多余部分还给中国，如果美国能够带头各国跟进，这对中国人将是一个大好事。同时，他也不失时机地通过人约见了罗斯福总统，而且到美国各个城市去演讲。他强调希望两国的文明和人性会战胜原始和野性。

 

那么第三个起作用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他是个中国通，在这起了很重要的一个斡旋作用。他到处演讲，告诉大家他了解的中国人。同时，他也想方设法见到了罗斯福总统。这位传教士先生对总统建议，把多余两千万美金的庚子赔款，用来做对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那么第四方面来自美国民间由说和督促。美国教育界对中国万人留日非常不满和不舒服。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说得最直白，“哪一国能够做到成功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哪一国就能由于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知识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报偿。”

 

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归还庚子赔款有它正义的一面，也有很重要的为自己国家利益着想的因素。1907年，国会通过；1908年，罗斯福总统正式签署；1909年1月1号开始归还庚款，中国就开始了全国考选。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考试。当时早期一共进行了三届，录取了180人。这些人都是学贯中西、出类拔萃的人士，后来成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成为了留美预备部。

 

1911年到1929年间，清华一共派出了1828人，他们大多数延续了早期留美学人的传统，各个学贯中西，立志为国为民。他们无论从知识结构、学问根基、向学精神，还是人格魅力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庚款留学那一代，大师辈出。他们在美国创立了《中国科学社》，在国内上海出版了《科学》杂志，留日的陈独秀也创办了《新青年》杂志。

 

两股留学潮汇拢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力，把中国推向了现代化文化变迁的层次。庚款留学还带动了自费留学，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美的学生已经居各国之首，每年高达2500人。

 

第五次留学潮就是大家熟悉的留法勤工俭学。庚款留美毕竟是少数，众多的学子期盼读书深造，可是当时中国的高校是很有限的。所以，一些早年赴海外俭学的学人就开始倡导到法国留学。初始的时候他们成立的是 “留法俭学会”。注意，这里面是俭学，就是说，学生仍然是自费生，或者是家里出钱，或者是省里头出一部分钱。就是拿到很少的钱到国外，非常勤俭的生活、读书。

 

这个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仍然出了一批非常可观的人物。更多的人他们可能只能凑一笔旅费，买一张船票。所以，这些早期留学的领导人，他们就开始提倡勤工俭学，用很少的钱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或者先工后读，或者先读后工。估计那个时候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实际数字是1900人左右。

 

后人知道的我们一些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等，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不过，他们只占当时总留法勤工俭学生的13%到15%。更多的是为了来求学，为了以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

 

也有一批人受到了第三国际影响，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并且形成了一股力量，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当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们就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部。我们注意到，1923年，这个以留法学生为主体并有少数华工的旅欧支部的共产党员人数总数，超过了当时在国内的共产党员的总数。他们当时在法国，就自豪地喊出，“请看他日国中尽是谁的世界。”

 

30年后，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领导人中，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有人在。这是当初倡导这项运动的那批“哲人”所决然预料不到的，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很大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