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经济史笔记》（上）

 

 

 

本书是非常另类的一种观念史的写作。作者以中国百年以来的企业家作为重要的观察对象，认为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它的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框架下，以经济学为路径，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与国内的大多数的历史教材完全不一样的史料和观念，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我今天是带着我自己的一本新书,叫做《百年经济史笔记》想跟朋友们分享,借着读书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知识分子的阅读平台, 我也希望能够从朋友们中间听到一些反馈的意见,尤其是批评的意见。

 

相对于国内绝大多数,所谓的讲故事,为传统的这么一个历史叙事的文本,可能我对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更多的希望它是一种非常另类的观念史的写作。

 

所以它有一个关健词是观念史。有一定的经济学的训练,同时对于历史的写作有一点点兴趣的人。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他有一本书叫做《经济分析史》。这本书是熊彼特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太太给他整理出来的,算是熊彼特教授的最后一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的基本的方法就是,不是讲故事,而是对故事的一种解构和分析,它是一种解释性的写作。所以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是基于经济史料的一种解释史,或者经济史料的一种观念史。

 

那么在写作《百年经济史笔记》之前,我会事先搭起一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对我而言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的框架是看上去很宏大的一个框架。

 

它既有古典经济学,像亚当·斯密一些内容,也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东西,同时也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的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框架。而且它既有经济学史的一面,也有企业史的一面。

 

我的框架大概是有这样的几部分组成。第一是毫无疑问就是熊彼特的理念,就是企业家。我们要知道在奥地利学派之前,在熊彼特之前,企业家在整个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面,它是没有位置的。

 

是奥地利学派,是熊彼特，把企业家作为一个市场的变量拉进他的分析框架构成了一个企业家的分析模型,而且坚定的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发生和发展的唯一的动力。企业家是市场经济创新的唯一的主体。

 

这就意味着我的这三卷本的经济学的笔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对象,就是中国百年以来的企业家，在整个经济史的流变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开放社会。我一提开放社会,我想大家都知道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我把它纳进来是想表明一个事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开放和它的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一定是个企业家辈出的社会。反过来呢,一个优秀的企业家辈出的社会,这个社会里面的企业家一定反过来促进这个社会的开放。两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正相关,这是我的第二个分析框架。

 

那么第三个分析框架,就是我受到了华人经济学家,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两次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杨小凯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经济史的笔记,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杨先生讲,一本经济史的著作,它一定有它的显在的或者隐在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或者这么一个理论的框架,或者一个观念的秩序,而且这些框架对于历史上各个现象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做一些假定。

 

而记载历史不可能不采用一个组织史料的框架。实证的研究态度,应该是在写史之前。首先言明分析框架的假设,读者可以自行判断这些假设和史料之间的关系。

 

当这些的分析框架足够的多,且在不同的框架之间有充分的竞争的时候,对理解历史最有帮助的框架才会在学界共识的基础上脱颖而出。

 

如果不言明潜在的预先设置的分析框架的话,那么读者很有可能就误认为存在一个没有理论框架的，所谓的纯粹客观的历史的表述。读者反而会轻易地相信一些很没有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失去对分析框架的识别和批判的能力,反而使历史学的叙事变得不真实,没有说服力,而且构成了一种学术的独裁,或者学术的垄断。

 

那么杨小凯先生首先搭建分析框架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学经济史的写法,对于我可以说是构成了一种颠覆式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写历史,首先是讲究史料的搜集,然后讲究故事。北大的经济学家汪丁丁老师在他的《经济学思想史》的讲义里面曾经这样讲过,说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叙事方式是叫做历史叙事,我称之为中国历史叙事,或者是中国叙事,就是讲故事讲段子。

 

当足够多的故事和足够多的历史的段子放在一起的话,人们听起来很舒服,而且有口感,好像我们的读者听了这样的所谓的历史叙事的历史,或者是故事叙事的历史以后我们的读者就明白了。

 

其实不见得。似乎明白,但是因为缺少一个观念意义上的或者是分析框架意义上的这样的对史料的分析和阐释,以至于我们从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我们没有一个深度的辨析,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从而也没有勾起一个思想层面或者是观念层面的争鸣。这是所谓的历史叙事。

 

另外一个叙事就是西方历史学家的叙事,叫做科学叙事。也就是刚才我花了很长时间讲的,我们首先要搭建一个分析框架,首先要告诉我们的读者我是有一个先验的,或者是有一个先行搭建起来的观念的秩序,然后我的所有的历史史料,我的所有的故事,我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秩序上面一一道来。

 

然后构成一个深度的解释框架,从而从观念出发,以事实为基础,再推出一套新的观念,进而达到一个在观念的层面,而不是在故事的层面对我们的读者构成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我写这本书,我自认为比较还算满意的地方。

 

刚才我说了,我们的大量的历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点有点骄傲的话,就是从《史记》开始,我们的历史学家都是这样传统讲故事讲段子,所谓的追求历史的真相,所谓的要书写客观的历史。事实上这是一个所谓的理性的自负。

 

因为任何历史,一旦从我们的时间中流逝,它就变成了一个过去式。而任何一个过去的历史,没有一个人通过历史学家的表述,或者是通过理性的努力,然后让一个历史得以全面地还原,这就意味着所谓的历史的真相,它一定只是一个碎片,一定只是一个局部的现象。

 

那么你对所有的历史的真相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事实上是遮蔽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这是我的《百年经济史笔记》三卷本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个人所做的一个小小的努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关于《百年经济史笔记》的一个写法,或者一个分析方法。

 

第二个我想讲什么呢,就是讲我这三本书在史料上面有什么特点。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史或者说百年经济史在中国当下的历史学界，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空白。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说似乎对那么多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有一点不公了。我是一个晚辈,这样讲是不是太骄傲了？我想没有不尊重我们的那么多历史老师的意思。

 

我是说经济史它一方面需要有历史学家的训练,同时一个更重要的要求是你需要有经济学的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过去要么就是通史,要么就是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要么就是断代史,很少有一个历史学家以专业为路径,比如说是经济学为路径来写一个时代的历史的这样的路径。

 

对一个叙述者而言,他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训练,尤其是专业的训练,而我们的历史学的训练在这方面似乎要少一些。因为很多的经济学家学了经济学以后都不太愿意回到经济史的层面去工作。

 

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时时刻刻要出新成果的科学,而且经济学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它不是一个对历史的考量,它认为所有的历史学的事实已经过去,对经济学它不构成一个当下的影响。

 

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经济学家都是基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的事实在说话,他们很少去做经济史的研究。

 

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自成立到现在,从初期成立一直到现在只有两位，因为经济史的研究得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是科斯一个是诺斯。其他的全是搞经济学原创理论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经过训练的经济学者都不可能,或者说有极少的概率去做经济史的研究。

 

国内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当然他是从耶鲁大学过来的,就是陈志武老师。他在搞经济史的研究,这也是他的一个个人的兴趣所在,并不是他的专业。而且他在做经济史的研究的时候，他用了一个科学方法叫量化经济史研究。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想说我的这个《百年经济史笔记》的史料,大多数都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内,而是来自于海外。比如说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的费正清中心、英国的李约瑟中心、香港中文大学等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机构。

 

我要去这些地方，然后花大量的时间找材料,而在国内你要找到百年经济史的材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这就意味着我是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的叙事里面,经济史的叙事里面,试图重新搭建经济学或者重新搭建一个经济史史料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这样的一个记录,其难度是可想而知。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与国内的大多的历史教材是完全不一样的史料,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学者叫刘军宁老师,他看了我的书以后他说,苏小和的这一套书对于那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到博士这些一路被红色的历史教育过来的读者而言,对于这本书的阅读,几乎是具有颠覆性的,不仅仅是观念的颠覆,还有史料的颠覆。

 

我主要借鉴了哪些学者的材料呢？像刘广京，这样的一个名字,估计国内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读者了,连史学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文刀刘，广州的广,北京的京，刘广京,这是台湾的一个顶级的老一辈的历史学家。

 

还有比如说杨联升,杨联升当然很多人知道,是余英石老师的博士生的导师,大名鼎鼎。接下来就是郝延平、陈锦江、侯家驹、费正清、费维凯、李约瑟、白吉尔，白吉尔是法国的。还有余英石、杨小凯、王泛森、赖建诚这样的历史学家。

 

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在中国大陆从事学术研究,都是要么在台湾,要么在英国,要么在美国,要么在香港,要么在法国,是这样的一个路径。我是希望从这样的一个学术传统里面找到我想要的东西。

 

所以说了这么多,从方法的层面,我想大概是这么几个意思。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观念史的写作,这是一个方法论的描述。

 

从内容上讲的话,我自己给自己这个学术分析的框架取了一个名字,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当然我对自己的学术功底是比较没有信心的,而且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历史学对我而言都是自学的。

 

因为我是中文系出身,早年是一个诗人,所以一下子搞这样严谨的学术的课题,可以说是力有不逮。但是我还是努力地在做。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的这三卷本的《百年经济史笔记》不能算是非常严格的历史学的一个考证性的著作,甚至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术性的著作。

 

我自己给它的定位是一个类似于读书笔记的这么一本书,一种读书笔记史的写法。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这本书叫做《百年经济史笔记》这么一个名字的由来,是一本宏大的读书笔记。

 

在我看来阅读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当我把一个系列的经济史,把它读完,我便拥有了分析历史的视野和能力,这正是读书笔记的优势。

 

这本书也不能算作一本艰深的、学术性的学院性的著作。事实上我是采用了一种尽量靠近大众阅读习惯的观念史的写法,有一些故事在里面,但是也有一些观念的分析在里面,尽量是希望读者能读懂。那么这就是我讲的第二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