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

                         

 

 

    本书的作者经过简单易懂的量化分析，指出人民公社制度天然趋向于奖懒罚勤。普通农民的积极性，只能靠干部督查、模范带头、群众监督等手段硬性促进，但是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农村干部，也因为缺乏激励机制而起不到足够的作用。像陈永贵这样的模范人物得到的激励，也只能是属于个案而已。

 

 

    我说四本书，都是我写的。第一本是关于陈永贵，有两个版本。中国的版本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这是1993年花城出版社出的。后来在香港出的那个标题改作《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这是我的第一本独立完成的书。第二本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第三本是《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第四本，不算我的书，是一个记者对我的采访录，书名是《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我谈这四书，按照一个大的脉络来说。这四本书都在解决我内心的一个困惑，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革结束之后，我回到北京回到城市里上大学。当时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观崩溃。我插队当过生产队长、当过大队副书记，我按照那个当时报纸上的，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教条认真的学大寨，但是彻底失败。于是我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失败了？更近一步说这个失败是不是整个这套理论的失败？如果是这套理论的失败，那我就是世界观崩溃。

 

    那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怎么样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就是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核心问题。这四本书就分别是在解决这个系列的问题。先说陈永贵，第一本就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我插队的时候，当生产队长、当大队副书记，那个感觉就是拼了老命，拼了小命，在那带头大干。就按照书本上说的，如果我们坚持干部带头，而且打退资本主义或者是小生产的各种进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后面就是进入了幸福生活，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但是我按照这个方式做，他们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我是失败走向失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搞砸了，可是陈永贵却能搞成功？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知道陈永贵。陈永贵就是那个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创造了一个中国农业的样板。毛泽东说：农业学大寨。毛泽东这么一说，后来文革中他就当了昔阳的县委书记，当了晋中地区的一把手地委书记，当了山西省的革委会的副主任，同时也当了国务院的副总理，然后还当了政治局委员，这大概是升得最高的一个农民了，纯粹就是从地里干出来的。

 

    为什么他就创造大寨就成功了，我就失败了呢？那本书的核心就是在解释他为什么成功。同时在他的成功里也能看出为什么我会失败。最后我找到了一个答案。那是在1992年。我从1991年到1992年大概用了2年时间，泡档案馆、采访，然后把昔阳县有关陈永贵的所有档案都抄了一遍。我明白他怎么成了。他那套动力机制一环扣一环的下来，我全搞清楚了：他是凭着政治的力量、凭着行政的力量去发展农业生产。你可以想象一支部队：一层班长督着战士；排长督着班长。然后连长督着排长......一层一层的。谁不好好干、谁不往上冲就对他们都有奖有罚，而且不断地做思想工作，动员冲锋陷阵。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行政权力一环扣一环的格局。

 

    我为什么失败呢？比如说我在的那个村子，有三个生产队。我是第三生产队的头，我们队有五十七户人家，所有的男劳力壮劳力的工分都是10分、所有的女劳力壮劳力的工分都是8.5分。如果男的哪个弱了、老了，可能就是9.5分，或者9分，但基本年龄相等，工分相等。

 

    那各位算一下这个激励机制：57户人家，我是这一户的男劳力，家长，我刨57个镐，只有我1镐。我要少刨57镐呢？我偷懒少刨了57镐我吃多少亏？我只吃1镐的亏，可是我省了57镐的劲儿。我卖命刨了57镐，我才能其中收益一镐。这种激励机制明显的是奖励偷懒，惩罚勤劳。如果我在自留地里呢，每刨1镐都是我的，少刨1镐我就吃1镐的亏，1比1，而那个是57比1，全是倒着的。

 

    这就是大寨的那个激励机制的核心。从物质上计算就是这核心。也是所谓大锅饭，也是人民公社的激励机制的核心。这也是人民公社为什么大规模的偷懒，而一旦进入自留地，大家都开始好好干。一大包干，每刨1镐都是自己的，于是一下积极性就调动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

 

    那我弄明白的就是：在大寨，他们是80户人家，每刨1镐，就每刨80镐才有1镐，而少刨80镐他才亏1镐。他们怎么把这个激励机制激励起来的？大量的是，第一是干部带头。你刨80镐，我刨120镐你好意思吗？老占我的便宜，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干部的那个严厉的监督，我看你跟这儿比别人刨的少了，我会指着名的，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干什么呢？你占着大家的便宜，你偷懒。这比你少刨79镐要严重吧？让人家指着鼻子在当众之下训那么一顿，弄不好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这个压力巨大，这是第二个：行政压力。

 

    干部带头你说能调动起别人多少良心来？在80镐里可能能调动出比如说10镐的良心来。好，原来刨1镐，刨80镐才有我1镐，79镐的缺口，一下补上了10镐，还剩69镐的缺口。我指着鼻子训你，你要是不好好干，我就训一通，这个可轻可重，这可能能顶69镐，还说不定能顶79镐，说不定能顶89镐，看我训得多狠，如果能把你关起来，给你打成反革命，这可能190镐都挡不住。我如果训得要轻点，那可能才20镐，反正总是有作用的。这又是一个方式。因为那里毕竟那还有他1镐是吧，这也是一个。

 

    这是几个最大的项，第一个你有1镐，第二个就是良心，第三个就是干部把这个顶上。但是在我们村里，这个顶上了之后，马上的问题就是得干部每次训人，点着人家。还可能有什么激励机制？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大家都看着你呢，就你跟这儿偷懒。这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就是干部不训你，你还是被大家都侧目而视，这也是一点压力，这也能补上一点。

 

    在我所在的生产队，良心能补多少？好像也就是比如说57镐，他刨了以后，刨57镐，他只有1镐，缺口56镐。良心最多——就是我如果拼命干的话，可能能带出6镐来，让人觉得过意不去。那还有50镐的缺口。我不断地训人，但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准确的盯着那个点上。经常我不在，是别的队干部带人。他们可能训的就没有我那么勤，我训的也不见得那么勤。你训人是自己也是有压力的，你在不断的得罪人。而且不断的盯着你也得花时间看，你不能光盯人像工头一样，还得带头干活呢。还有我不在的时候呢，这个我估计最多能补上10镐，十来镐吧，就算20镐吧，往多了算。

 

    这样一来56镐，刚才说到50镐，再减20镐，还剩30镐，30镐的缺口怎么补，基本就没法儿补。这样一来这个效率至少降低一倍。反过来他在自留地里每1镐都是自己的。大包干也是，一下人们都开始拼命干了。于是那个劳动力大幅过剩，人们都纷纷地外出打工。好像只剩下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农民就足够种地了。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缺口就是原来的那个20%，现在一下子补上了80%。原来就怎么干，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还有这么一个缺口，现在一下子全填上了。这就是那个激励机制带来的缺口。

 

    我写陈永贵的时候，我就是一边写一边琢磨这个事，一边看他们怎么就能干得那么好？最后我发现就是这个机制的问题。这个机制中如果生产队队长他不是给集体干活，他是地主，他就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督促人家，把那个56镐的空缺给补上。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地，他要多打粮食。我们看虽然那个《半夜鸡叫》的故事是有大量的文学夸张成分，但你看那个地主就有很强的激励机制要让人家多干活的。

 

    因为每多干一点都是他的。可是生产队干部，他至少要刨57镐。如果比别人他要起带头作用，甚至于他要刨到67镐，刨到80镐，他的激励在哪？结果他还要训别人，还要承担这个负担，还要得罪人。生产队的激励，干部的激励在哪？又是一个缺口。

 

    陈永贵他们那个缺口补上很容易，他获得了全国性的荣誉，他自己当了中央委员，然后当了政治局委员。然后他的部下比如说郭凤莲，也当了中央委员。他们的一个大队80户人家就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还有一堆比如说省妇联的主席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职务。这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分配方式，对每一个人都有了充分的回报，甚至于过高的回报。我看过那个陈永贵的各种档案，然后还采访了一堆陈永贵的老熟人、老朋友，有的还是他的老领导。

 

    有一个当年的就是昔阳县搞农业的一个科长，县里面的一个科长就跟我讲，那时候50年代在山西在太原开劳模会。他跟陈永贵一起就住在一个窑洞里。当时他们昔阳最有名的劳模叫张老太。省政府派的一辆小吉普，就是一个苏联的小轿车吧，来接他。这张老太就坐上这个小轿车走了。陈永贵就看，愣愣的在那看，然后就跟那个科长叹了口气，说：唉，你看咱一个老农民干点事，有点成就，这政府是咋重视嘞。我回去也要干一番事业嘞。

 

    我听这个人跟我说这段事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刘邦、项羽看见秦始皇巡游。刘邦的那句话：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那句话就是：彼可取而代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农民看到了一个人走向辉煌的一条路——当劳模。陈永贵然后就是从县劳模到省劳模一直到全国劳模。就这个他在搞农业化、搞合作化、搞集体化每一步都是领先的，处处领先。

 

    这个动力何在呢？当然他有他对于他的那个穷哥们，那帮老少爷们是有同情心的，他是有正义感的。同时他有一种很强的上进心。他在哪个时代都是不甘寂寞的人。愿意出人头地。就是这种来自行政力量，来之政治方面的激励，对他一直是一个有力的力量，推动他往前走。他也不断地是在这里步步升迁。也带着他周围的那些人逐渐地引起全国的关注、全省的关注，全国的关注，来自全党的，来自领袖的关注，也是不断地升迁。

 

    这一帮人都能感觉到，我们是在记者的，全国人，在领导的注视之下，众目睽睽之下在办事。他们自己的行动舞台不是他们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不是粮食的回报而是另有一番回报，清清楚楚的摆在眼前。他们对这种激励，对这种注视做出了反应。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你怎么可能指望每个生产队长、每个大队书记都有这么高的激励和回报呢？那个比例太低，比例低到比那个煤矿工人下井挖煤那千分之一二三的那个死亡率还要低得多。激励很少，很有限，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别的回报，这个回报就又成了问题。在人民公社制度下，这个回报又不足，所以每到年底我们就开始——至少在我插队的时候，一到年底都要到公社去开整党学习班，干什么呢？叫建班子。因为人人都说我不干了，太辛苦了，费这么半天劲，我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已经有一点好处，比如说想办法让自己的儿子招工走了、参军走了，已经完了，结束了，后面没好处了。不干了，撂挑子，大规模的撂挑子。

 

    然后这个公社就开始动员，还要接着干。为什么？你都不干，谁干？然后就念各种革命先烈，怎么不怕苦怎么自我牺牲，别的什么模范如何如何，念一堆把人的积极性、把人的良心、把人家的正义感、把人家的责任心全调动起来，这就是建班子做的主要事。最后围着逼着，一堆人逼着一个人表态，你明年怎么办？明年再干一年吧，干一年吧。要不然好像过不了关似的，围攻之下被迫干一年。

 

    这就是每年那个生产队，生产队长、大队书记，要用20天左右的时间做这么一个事，就是在补这个缺口。补不上想法设法的逼着你干。到这位置上面即便被迫也总有点责任心吧。这一个生产队几十口人家的这个温饱，吃喝拉撒睡都扣你一个人头上了。你在那个位置答应了，你总得被迫干一点。这就是那个学大寨的那个失败的原因。我那本书就是在探讨陈永贵的成功，然后反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我从而也理解了自己的失败，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那本书是1992年写完的，1992年吧，大概写了两年。我当时在《农民日报》。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干到1992年觉得农村的事越来越少，可做的事越来越少。可是我的这个学大寨失败的这个心病还没治好，耿耿于怀，总为我这一个特别惨痛的人生第一次失败，放不下。就是心里的一块病。然后我想我得把这病治好，以后我就不再想这个事了。我以后离开农村也不干这个，跟《农民日报》跟农村有关的事了。这已经不是历史的重点，历史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城市了，转移到与工业化有关的这个过程。就写了这么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