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玲讲桑德尔（2）

我们的公共制度应当怎么样安排？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一定要积极地参与到整个公共事务的讨论，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这是桑德尔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

在《公正》这门课上或者这本书里，他列举了有轨电车的例子。假如你是电车的驾驶员，然后电车失控了，刹车也坏了，那么你是选择撞一个人还是撞五个人呢？这是很经典的一个道德难题。他通过这个例子是想引出两种正义理论。一种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算计，我是撞一个人更划算，还是撞五个人更划算。所以功利主义它就是要通过这种算计来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另外一种就是正义理论。正义理论就是更加看重自由和权利。

他在这本书当中，接下来的各个章节更加详细的介绍了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康德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在桑德尔看来，第一种功利主义的正义进路它有两个缺陷。第一个就是把关于正义的考虑都看作是一种算计。它没有考虑到个体权利，所以很有可能是忽略了少部分人的权利，而只强调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另外一个缺陷就是它把所有的人类的善都纳入到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体系之内，所有的各种快乐都是同质的，都是一样的。只有数量和持续程度的差别，而没有质上的差别。比如说我读一本书跟我吃一颗糖，所带来的快乐是一样的。在本质上一样，只有持续程度不一样，或者说只有持久度和强烈程度不一样而已。这个在桑德尔看来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另外一种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关于正义的考虑更看重个体权利，认为正义不能只是一种算计。我们有一些根本性的权利，它应当超越于功利的算计，应当得到尊重的。但是，在他看来，在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他指出的，这种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也不能形成一个正义的社会，也不能解决相应的道德困境。所以，这两种理论到底哪一种更好呢，或者两种是不是都不好呢？这就是桑德尔通过这两种引出，首先引出这两种理论争论，然后提出第三种，他更倾向的正义理论。

比如说接下来他举了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出售肾器官。我能买别人的肾吗？或者说我能卖我的肾给别人吗？还有就是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雇佣别人去替我们打仗，还是说我们有义务去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比如说我有病，我需要换肾。我拿着钱去向另外一个人购买他的肾，另外一个人恰好又需要钱，正好你得到了钱，我得到了肾，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都是一个共赢的局面，对吧。所以是促进了更多人的善的。所以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这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只要是我们在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契约就是正当的。但是，就像桑德尔所指出来的，这里我们总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好像买卖肾，即便我们是自愿的，即便都能带来好处，但是好像哪儿是不对的。就像我们雇佣别人给我们打仗一样，愿意接受钱来替我们打仗的人，他得到了钱，而我们又规避了战争或者牺牲的风险，但是这总有一些不对的地方。在桑德尔看来这是不对的，那是因为我们关于正义的讨论必须要追溯到对德性的考虑、对于目的的考虑和对于良好生活的讨论。所以他说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使功利最大化或者保证选择的自由，就能够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桑德尔他自己举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进入桑德尔他所认可或者说赞同的第三种正义进路以及他的整个政治哲学思想。

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00年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以色列议会上发表演讲，为大屠杀表示道歉，并请求人们宽恕他们德国人的所作所为。与此相反，日本人则一直不太愿意为他们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暴行道歉。尤其比如说慰安妇等等，他们不愿意道歉，甚至不愿意承认。那么桑德尔就问了，我们究竟应不应该为历史上祖辈们所犯下的过错道歉呢？究竟应不应该呢？有些人会觉得，反对道歉的人会认为这跟我没关系，这是祖辈们犯的错，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我要去道歉呢？或者说我们现任的政府要去道歉，这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桑德尔觉得这种反对道歉的声音，它实际上源自一种道德个人主义的观念。道德个人主义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而是说它要考虑的是什么是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意味着我仅仅接受我自愿承担的责任。我之所以亏欠或者说我之所以道歉，是因为我自愿地选择了或者是自愿的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自愿的承诺或者签订了某个协议，而这些都是我自己同意的。所以说自由就是我自愿承担的。之前的所有的事情我没有参与，我也没有签定或者说我没有承诺，我没有选择去做，所以跟我没关系。历史上祖先的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在桑德尔看来，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他假设我们作为道德主体是自由的、独立的，它不受任何现在的道德纽带的约束。这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的自我，在道德上是肤浅的。

在《公正》这本书里，还有在《民主的不满》这本书里他多次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李将军的例子。这个罗伯特・爱德华・李最近在美国又再次引起了关注，就是到处都要把他的雕像移除。他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前，他实际上是北方联邦军队的士官，他反对南方脱离联邦。但是到战争逼近的时候，林肯就任命他率领北方的军队去攻打南方，他拒绝了。他认为，我来自南方，虽然我反对奴隶制，但是我不能举起我的双手来攻打我的亲戚、我的家人、我的家乡。这是我对我的以前所生活的这个群体的一种义务，我的这种义务超越我对整个联邦的义务。桑德尔借用这个例子，他实际上是同意另外一位政治哲学家，叫麦金泰尔，他所主张的这种叙事性的自我。或者是他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存在， “我”是不可能脱离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 “我”都是作为某种特殊身份的社会承担者进入自己的各种环境。比如说我是某个人的儿子或者女儿，然后我是某个国家的公民，我是从我的家庭、城市或者国家当中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遗产，各种东西都好，这些所有的东西构成了我和我的生活，而且让我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独特性。所以他就把这种自我称为构成性的自我。如果我们非常熟悉当代政治哲学领域的争论的话，就会发现。桑德尔所主张的这种构成性的自我，并不是非常新的想法，而是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时候，就提出了这种自我的观念。他在1982年出版了《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本书，他专门针对罗尔斯的这一理论逐条地提出批评。这本书实际上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后，在英美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使他成为跟其他的导师辈的，比如说: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迈克尔・沃尔泽和查尔斯・泰勒等人，这几个人齐名，成为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社群主义，后来他跟我在交流过程当中说，社群主义这个标签其实非常尴尬。第一是因为社群主义这个标签是自由主义给它加上的，说它就是强调社群的价值，就强调共同体多数人的价值而已。所以，他说如果只是强调共同体的价值，那么我同意这个标签，但是我不接受这个标签的另一层含义。社群主义这个标签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我只看重多数人认同的价值。甚至这中间包含着一种多数人主义的这样一种危险。就是大多数人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对的，都是我拥护的。所以可能会忽略少部分人的权利和他们的价值观，他说我并不认可这一层意思。

我们暂且搁置他社群主义的这个标签，回到《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本书当中它的主要的内容。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梳理了康德和罗尔斯这种道义论之间的关系，而且指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它依赖于一种无约束的自我观念，也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道德个人主义所依赖的那种自我。在他看来，自我不能脱离于共同体，自我总是某个共同体当中的自我，总是要受到共同体纽带的约束和影响。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共同体是我们这个身份和道德义务的源泉。所以自我、我不可能像罗尔斯他们说的那样，自我是优先于我的各种价值观、优先于我的各种目的，它必然要受到共同体的一个制约。这是他对于自我的理解，他把自我跟共同体和共同体的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体的纽带、价值观，还有它的历史塑造了我、构成了我。然后跟他这种自我观念相结合的是他对另外一种观念的批评，就是对于权利优先于善的批评。在罗尔斯看来，或者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关于我们的义务和权利的理解或者说论证都应当脱离于各种关于良好生活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理解，都应当中立于各种关于良好生活的讨论，就是我们不要去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去讨论这种，这些目的、情感，还有善观念，我们就讨论这一问题本身。所以桑德尔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应该的。所以他说我们个体的权利不能脱离与共同体的这种目的，我们总是要先讨论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要追求什么样好的生活？才能够讨论什么是好的制度。什么是正义？什么样的正义原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这是他的主要思路。在他看来，要讨论正义理论，我们就要从良好生活的本性入手。只有弄明白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才能构建一个好的、公正的一个政治制度。所以，这就是桑德尔自己的一个正义进路。他反对功利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他提出了第三种，就是在《公正》这本书里，他也赞同的就是第三种正义进路，就是共同善的政治。他这种理论实际上源于他的另一本书，叫《民主的不满》。他说他所有的著作当中，他实际上对这本书最满意。

他的这本书里回顾和梳理了美国政治和宪政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并且试图跟我们表明，美国现在是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好像是公共哲学领域当中唯一的一种理论。但实际上他说，从美国建国开始，其实有另外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政治理论，那就是共和主义。所以他倡导我们要复兴共和主义的传统，而且我们也需要共和主义，来弥补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不足。在他看来，他说我们现在美国的政治图景实际上充满了悖论。比如说，一方面个人权利得到伸张，大家都强调个人权利，然后不受限制的这种自我的形象也不断的膨胀；另一方面，个人在公共生活领域当中又逐渐的丧失了自主性，挫折感也随之增加。比如说传统社群的瓦解，人们对政府又不够信任或者充满失望。在他看来，他把这个概括为民主的不满。进一步说，就是自由主义的这种强调权利、强调自我的形象，跟现代社会生活实际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尖锐的对立。也就是说，当我们作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独立的自我进行思考或者行动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我们整个面临的社会，仍然是受到非人化的这种权力结构的支配。而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和控制，所以他在之后的，包括像《公正》这本书，以及在后面的像《金钱不能买什么》，以及一些公共的演讲当中，他一直想推进的就是他的第三种正义进路，就是共同善的政治。

在这种共同善的政治当中，我们要讨论什么是共同善？我们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政府要引领我们去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作为公民，我们要具备哪些德性？我们要不要参与公共生活？我们作为公民，跟共同体之间、跟政治制度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到市场，它是不是应当有一些道德局限？他说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买的。比如说肾，比如说代孕的。实际上，他认为代孕就是在购买妇女的子宫和她的生殖能力。我们是不是不能付钱让人去替我们打仗？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免费的、公共的活动当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免费剧场服务。就是它可以请像阿尔・帕西诺这样的著名演员去演一些话剧，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平民可能没有钱、付不起钱到剧院去听，去看他的演出。所以他们这个剧院就会把这些演出放在中央公园，然后这个票是免费的，只要你去排队领票就行。这个时候就会滋生出很多有人专门去排队，我领到票之后卖给你。这样的话仍然是让很多平民看不起这样的演出，所以也就违背了这种活动的初衷了。所以他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去讨论很多事物它的目的。包括我们在看待一个事物正义不正义的时候，你要去讨论这个事物它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要给探讨防止这种市场的逻辑，侵害到社会的任何的一个角落，而形成一种市场的社会。因为他说市场的逻辑会侵害我们，如果我们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市场的逻辑，都是能够买卖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就缺失了什么？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正义的社会，或者说我们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所以他说我们要讨论，我们所有的公民都要去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讨论什么是好的生活？然后去讨论政治跟道德的关系，政治制度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要把道德重新引入政治，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所反对的，自由主义反对把道德跟政治关联起来。比如说在反对同性恋结婚的这个事情上，有的人支持。自由主义，比如说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时候，他会说这是我们两个人的自由，我愿意跟谁结婚，不管对方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是我的自由；也有的法官最开始是这么判定的。到底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在桑德尔看来，我们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讨论或者说这种法律的制定，不可能脱离于关于婚姻的本质的理解。所以他在《民主的不满》这本书里，他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政治或者说我们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不可能脱离于关于目的和道德的讨论。第一是不可能，其次也不应该。我们的政治生活、我们的政治制度安排、我们关于正义问题的理解，一定要讨论。关系到什么是好的生活，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德性这样的问题的探讨。

所以，他总的来看，他的基本的政治哲学理论在于强调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他也强调政治制度的安排，他的道德性和目的性。所以他强调公民要参与自治的自由，在这种意义上，他实际上是一种强版本的共和主义。就是他要强调什么是自由。在他看来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并不是说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的自由，也不是说我可以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的自由。而是说自由就是参与自治，一定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这里的自治就是自我治理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参与到这种自治当中，我才是自由的。你一定要积极地去参与讨论，我们这个公共事务。应当怎样处理？我们的公共制度应当怎么样安排？然后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一定要参与到整个的，就是积极的去参与公共事务，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这是他对于公民德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