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蟋小史》（上）

    

      

      

    斗蟋蟀是我国较普遍的在各个民族当中独一无二的民俗活动,这和我国四季分明的气候以及农耕生活有关。一部“斗蟋”史即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

      

      

    斗蟋蟀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民俗活动，但是，有关“斗蟋”的起源，一直没有人说清楚，几乎是一个谜。当然，实际上，中国人对蟋蟀的关注，却非常的早，比如,我们从《诗经》里面就能看到《豳风・七月》《唐风・蟋蟀》， 这样的一些诗篇，都会提及蟋蟀。包括在《礼记》当中，这是后来被列为《五经》之一的，《礼记》当中，也在物候篇里面提到了蟋蟀，那么“斗蟋”活动也一样，就是蟋蟀不停地被人们提及，在各个民族当中，独一无二，这和中国四季分明的气候，以及我们的农耕生活是有关的。

   

    从我们对蟋蟀文化的关注，那么到什么时候开始斗蟋蟀？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人说清楚。我也经常检索一些各种论文，包括网络上各种说法，各种著述。有很多人认为是唐代，主要的缘由在于它认定为，就是顾文荐那一则笔记，说唐宫里面这个后妃都以小金笼训蟋蟀，争斗以戏，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但是实际认真考察起来的话呢，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顾文荐生活在南宋的晚期，他比贾似道都要小20岁，就是他是入元的人。那么他距离开元天宝年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那么在他之前没有人持这样的说法，所以他这个说法呢，是融合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包括姜夔的诗词，另外的一些文化的影响。那么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伪史料。

   

    中国的诗歌，是一座非常伟大的宝库，我们从先秦的《诗经》开始，《风》、《雅》、《颂》里面大量的生活（信息）在那（里面）。我们的生活场景，以及我们吃什么，我们用什么，这些东西非常的多。那么后来的汉赋到汉代的四言诗，魏晋的五言诗，延续到唐诗宋词，我们可以随时在古代的诗词里面翻到关于蟋蟀的记述。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比如现在有些人认为苏东坡曾经斗过蟋蟀，黄庭坚还总结了蟋蟀的五德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检索的话，我们会发现杜甫、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都曾经写过蟋蟀，但是说的都是和《诗经》的意象是一样的，就是“促织”这个概念。就是催促人们纺织，不然的话就挨冻，感时悲秋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我们看不到诗词里面有斗蟋蟀的场景，或者是提起都没有。我们知道，唐代的唐玄宗在宫里“斗鸡”，但是斗蟋蟀的，一首都没有。而且延至整个北宋，我们看不到斗蟋蟀的记录，那么斗蟋蟀的真正产生，是到了南宋，忽然一有俱有。

  

     一方面，是这个学术著作，像罗愿写的《尔雅翼》。罗愿是北宋覆亡以后逃到南方来，那么他是第二年才出生的，他出生在江南，当时就是两国交战。后来就以淮河为界，那么罗愿其实是出生在了南方的人。他在他的著述里面就明确地说，蟋蟀有咬斗的习性，“胜者吟鸣”，这是非常明确的记录，而且他和以前不同的在哪呢？比如在北宋的时候有同样的书，就是“诗经名物学”，在北宋已经成为显学了。陆游的爷爷叫陆佃。这个老先生，和黄庭坚曾经是同朝为官的人，他写过一篇叫《埤雅》。这个《埤雅》是解释《尔雅》的一部著作，他主要是搜集山川名物，包括动植物，列了很多门，其中著录了蟋蟀。但是在陆佃的书里面，我们看不到他对蟋蟀有咬斗习性的记录。同时，他还写的那个螽斯，就是蝈蝈，他说是搓两腿而鸣，搓两股而鸣，就是搓腿，这和我们实际的观察是大不相符了。蟋蟀和蝈蝈虽然体型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都属于蟋蟀科的东西，所以它们的鸣叫原理是一样的，是靠它的两个翅摩擦而发出的声音。而到了这个罗愿的《尔雅翼》我们就能看到他是说搓两翅而鸣，就是说明在南宋的时候，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就必然是在近距离观察，才能得到那些结论。

   

    南宋的后期，就出现了“斗蟋”的一个第一次高峰，这次高峰，出现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贾似道。我们今天的人大多数说起贾似道来，或是对蟋蟀颇有微词的，都认为贾似道玩虫误国，实属大奸臣。但其实我觉得历史是不能这样看的。一个朝代，它出现了一种大范围的困境，出现了改朝换代的种种的迹象或者颓势，这都不是一个个人爱好能解决的事情，或者迷恋女人，或者宠爱某个妃子，再宠爱一个虫，这些都不能解释，它必是当日的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那一个地步，无力挽回了。所以贾似道玩不玩虫，和亡不亡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因为他玩虫，而且编纂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促织经》。其实最早呢，应该是叫《秋虫谱》。

   

    就是这个骂名，放在他身上来了。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大家会因为这点事来骂他，和他的一项重大的政策有关。在南宋时期，因为他（南宋朝廷）和金国之间常年的交战，双方的国力衰败都非常厉害。大户聚敛的财富又很多，土地呈现一种集中化，集中在少数大户手中。贾似道那个时候，宋朝的财政，就是我们现在说在世界财政史上也有一比的 “会子”，楮币就是用纸币，一种国家信用的货币，来代替铜银这些重金属和贵金属来流通。但是这个时候的楮币，已经贬值2000倍了。贾似道应该是明白这个事，他是宰相嘛，他明白这个财政危机，然后他颁出了一个“公田法”。这个公田法的想法，就是个人手里面拥有200亩和几百亩土地以上的这些土地大户，你必须拿出三分之一来卖给朝廷，就是卖给政府。政府以低价收买或者是度牒，或者是有价证券等等来赎买。买下来之后，他把这些田重新分给农户。然后农户交租就不向地主交租了，他直接向中央政府来交租，他收上来的这笔钱，他就用于来回购楮币，就像社会上的这个已经大为贬值的楮币――“交子”，他来回购这个东西，其实是想平抑物价，稳定货币的那个币值。

 

    应该说这个想法本身有积极的财政制度的那种想法，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国就黄仁宇看得很清楚，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没有一个相应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框架，它不能够提供一些民间的这种交易和服务。所以黄仁宇，我记得他写明代的财政的时候，他觉得史料不多，然后他就找《三言二拍》的小说，从《三言二拍》的小说里面，他从商人行状里边他来看，虽然那时候写在唐朝宋朝的，但其实反映是他本朝的那一些经济状况，和人们经常用以交易的方式。所以他发现，行商很少，大量的就是这种坐地商，有行商，但是没有中盘商，没有我们说的批发商，它这个社会结构是欠缺的。中央也没有办法采取更好的方式来组成一个现代社会那种东西，因为当时的人没有这个眼光。但是贾似道的这个举措，一是在下面执行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他几乎是得罪了江南的大地主这个阶层。

   

    贾似道是以自己的一万亩土地，拿出来作为先倡来做的。但是他逼迫皇族的一个王爷，就是南宋王朝直系的那个王爷，逼迫他交出大量的土地来。这件事情得罪的人就比较大。比如从周密写那个书里面就可以看到张俊，就是北宋晚期的将领。南宋早期，他家是因为率先把兵权交出来，逃过一难。岳飞被杀了，他逃过了。而且皇帝对他也特别优厚，赏赐他的土地，可能有十万亩、百万亩之巨。直到南宋的晚期，他家的土地仍然是非常庞大的。就是说贾似道的这个想法，他把江南仕族得罪了，而且那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有钱人家的子弟，穷人是不大可能入仕的，读书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后代呢，大家可能不大好意思说，你弄我家地这个事来说事，就找他道德上的毛病，就是我们的传统史学呢，也支持这种东西。以道德来代替我们的更大的一种规则的东西，从道德上来批评贾似道。这种情况我们从《汉书》以来，甚至从《春秋》以来，“春秋出而乱臣贼子惧”，就是我们史书当中，所秉持的道德批判的那种鲜明的态度。即便到了宋朝仍然是这样，包括贾似道，包括韩�腚�。但是当代研究家，显然不再这么认为。黄仁宇，与包括浙江大学的何忠礼教授，也都认为贾似道，他的纨绔习气一生不改，这是不用讳言的。但是是不是就说这个人这么坏，政策的奸险而导致了南宋的覆败?显然肯定不是这样。比如鄂州之战的时候，贾似道率领军队在鄂州守城，忽必烈攻城攻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最后他说“吾得一似道足矣”，就是我要有贾似道就足了，他就批评了自己的内部的人.

 

    那么贾似道也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我们说的忠臣，不能用忠奸来区分他。而在于我们应该回到历史当时社会生活的背景，我们来理解当时人们那种困境。他当时不得已的一些方法，以及各方面的掣肘，导致一个政局通盘混乱的这么一种局面。也就是不是没有明白人，也不是没有可采取的办法，但是由于没有一套有效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非常低。

 

   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地域之辽阔，交通之困难，它的政令想去发布出去，你再回馈回来，可能就要几个月。这些情况都不是我们今天能考虑的，所以在古时候，人们是愿意用道德自上而下的来垄断、来统领。你的具体事务让家族来处理。这是简便的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在遇到现代社会进程的时候，它的弊端就非常非常之大。我们看到在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了，贾似道的公田法也是失败的，而且一塌糊涂。但是公田法它让南宋比金多生存了五十年，金比南宋死的更早，就是金曾经是比南宋强盛的，它一直打南宋，要（南宋）进贡，不停的要进贡，最终南宋靠这个财力还是再支撑了50年的时间，但最终逃不了它的覆灭。

 

    “斗蟋”究竟起于何时？我们看到的从金人北撤，从南方走了以后，“斗蟋”的记录忽然出现了。包括姜夔他的《齐天乐》，包括他张�C唱和《满庭芳・促织儿》，都写了蟋蟀咬斗的这些习性，都对蟋蟀的咬斗有了一些描述，这是诗词。罗愿的《尔雅翼》是从学术著作，严格的表述了蟋蟀与咬斗的习性。同时，1966年的考古学家又在镇江的官圹桥，曾经出土了蟋蟀罐（过笼）的实物。这个实物被认定为十二世纪中期，当然我对这个年代略有迟疑，可能不早于十二世纪中期。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对蟋蟀的这个关注，并且发现了咬斗习性？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是以前没有人谈过的，但是我认为和宋徽宗的画院制度有关。

 

    徽宗到了崇宁三年以后，早期他非常励志，也是个好君主，一心治国。后来他觉得可能差不多了，就开始迷恋书画。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胎里带的，他就迷恋这个东西。他建宫廷的画院，当然宫廷画院不是他建的，是宋太祖就开始做的。宋太宗大肆发展，到他这儿就登峰造极了。在他主持画院的时候，他是画院院长，又是皇帝，他可以随便给人官职。你通过在画院画得好，就给你封翰林，因为画画而得翰林，这样的事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面属于离经叛道的。宋朝的皇帝大多是信佛教的，但是宋徽宗是信道教的。他相信万事万物的理数全存在于一花一木，一虫一鸟之间。你认真看它，你就能知道大自然的奥秘，这个想法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西方人研究这个路后来发展出来一种科学的方法。但是在中国很可惜，没有这种思路。他是以五行的思想来演化的，也能得出一些结论。但是这个结论不是一个精准的结论，是一个泛化的结论，也有很高的认知的价值。但是他（宋徽宗）曾经做过这么几件事。宋代的关于画的著述当中，就曾经著录过。徽宗皇帝有一天让他的画师来画孔雀升墩图。在都城，就是东京汴梁城，他（宋徽宗）建了很大的园，这个园子里面是专门从南方搜集来的奇花异草。他养了几只孔雀，他就跟他的那些臣属说，你们今天都画一幅孔雀升墩图，我后面屏风得用。（臣属）画了（宋徽宗）就退回去了。退回去说不行，画的不对。人家（臣属）不懂就再画再呈送。因为画工笔画非常慢，送了三回，徽宗全部给退回来了。这些画师没办法，就找了一个威望比较高的，和徽宗算是关系还好的跑去问，到底是哪错了？徽宗说，你们没仔细观察过，这孔雀升墩啊，必先抬左腿，你们画的都是先抬右腿，这人一听，回去看了，一看还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孔雀走，它只要上台阶，它一定是先抬左腿上的。所以他这种观察力，以及他带动的北宋画院的风气，使人们对各种事物有了一个深入的观察的一个机会。比如另外有一个少年新进的画家，一直也不出名。徽宗皇帝有一天看他们交的作业，一个好的都没有，就这个好。底下人不明白，怎么就这个好呢？他说这个月季，四季和一天阴晴，一天的四时全都不一样，这一个花是春天午时的月季，丝毫不差，画得好。他强调写生，所以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但是又不失认真刻画自然环境的这种作品，都产生在北宋时期。到南宋，我们又看到其他的很多画家，像李唐等等，那些画风为之一变，就是他们到了南方去看到的山山水水和北方已经大为不同了。就是说我们理解一个事情，还是应该回到社会生活史的一个场景里边，我们才能够理解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到了贾似道这个时候，而且贾似道属于权臣，这个人我们不好说忠臣、奸臣，但是权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人霸道，敢任事，敢担责任，而且皇上都不敢怎么着他，就是他因为功劳大。这个人在南宋理学那么一个背景下，他居然写一个《秋虫谱》，写了一个纯粹玩的这个的东西，这个东西多少带着一种戏谑。可能他在高层看到政治的那种腐朽，以及没正事，导致了他对这些东西的一些认识。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我们照样可以玩，他就开始弄这个事。关于这方面的野史挺多，就包括很残暴的一些野史。但是我觉得那些野史大多不太可靠，正史里面甚至录了这个东西，因为脱脱编宋史的时候呢，他依据南宋一些民间的史料，包括宫廷史料，但是他这个是不大负责任的。因为玩蛐蛐误国等等，都是元（宋）史里面说的。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话，肯定这个责任不能让贾似道一个人来玩（负），也不能让蟋蟀来玩（负）。蟋蟀就是自然生物，它自生自灭，自己在那个地方很孤独的鸣唱也好，壮怀激烈的搏斗也好，它就是自然的生命，和政治的清明，或者是昏溃都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之后，元朝没有传下来关于斗蟋蟀的说法。在野史里面有，倪云林养了一条虫叫天蓝青，是他著（养）的，那是清朝的笔记，清朝的笔记说元朝的事，中间隔了大明，我觉得不太可信。而且倪云林那个人有洁癖，他那个洁癖已经到了非常非常的尖刻的那个份了，他能把朋友都哄出去，人家坐了他家的东西，他就不停的洗。那个人，不大可能玩蟋蟀。但是明朝的一些迹象，还是留下来了，我们通过《蟋蟀谱》版本的对比，就是我们通过文本比较的方法，能够看出宋朝的（谱），一些直接来源于宋朝的谱，和经过元朝的谱污染过的，传到了明代。我们看到都是明代谱，是明显可以看出来的。大多数人可能习而不查，我看到也有些博士生认为，代表贾似道的是周履靖的《促织经》，其实非常不妥当。周履靖的《促织经》是进行了大面积的篡改的，或者（说）是改造的一个谱，而且也不是来源于那么早的一个谱系。真正来的早的，应该就是我们一再提到的《秋虫谱》。比如，就像他在里面说到有一种品种，《秋虫谱》里没有。《秋虫谱》是嘉靖代的，但是到了万历代，这个周履靖本子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一种虫，叫“滑紫三呼”，那个一曰油莉��，二曰沿盆子，三曰什么东西，我忘了。就说油莉��这个词，有点像我们今天听麦克风，一听就不是一个汉语的词汇，它是一个外来语的音译词汇。这个音译，应该来源于元朝的蒙古人，色目人。他们占领了中原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沾染了玩虫的这种习俗。因为习俗这个东西，不大好灭它。包括大清朝也是，大清朝你可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你在这个文化标志上也控得很紧。但是满人一入关之后，没出多少年，到了康熙的晚期，大量的人就开始玩蟋蟀。皇子，包括八旗子弟都开始介入了。就是你可以用强力来推行一种制度，一种文物制度，但是你想改变民间习俗，却非常非常困难。中国有两个东西，有一个贡献非常大，就是汉字。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符号，我们去宁波根本听不懂说什么话，到粤东地区，福建人和福建人都听不懂，他们还得找个中间人问问，到底说的什么呀，隔山不同语。虽然语系非常的繁复复杂，但是你写字来大家都认识。这是中国长久以来，从一个几千年以前建立的这样一种文明方式，延续下来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但是不是说它不会亡国，其实我觉得站在民族主义立场说，元朝不是把南宋给亡了吗？你就是亡国了。

 

    我们说明朝，在大清一建立，明朝就已经亡了。所以孙中山建立革命口号的时候，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他认为我们就是亡了。所以这些情况，包括当时日本的学者，怎么看，为什么研究清代的入关史，他有野心的。另外他也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地，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些学术著作，就是和那个大变革时代（有关），人们有一种内心的期盼，有一种寻找合理（性）的理由，寻找些依据，都在这方面做工作，学术的、文化的，甚至也包括一些民间习俗的，秘密社团。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它不是一处乱，是处处皆乱，处处不能和谐，也不能对接，就会出现非常乱的一个局面。这些局面，我们今天哪怕从一个小小的斗蟋史，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