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老师谈著书（1）

 

 

 

哲学史永远是开放的，因为尽管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些人所思考的问题，在现在新的世界里重新被探索的时候，又发现了新问题。一旦真正的把哲学跟生命连在一起，而且把哲学看作本身就是生命，哲学就变成活的思想创造活动；在这样一种事业、这样一种理解的情况下，学哲学可以说有永远想不完的东西，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永远讲不完的东西，哲学就是推动生命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不断地写书出书再版书！

 

 

今年是我进入北大哲学系60年，整整的一个甲子，我想这个甲子对我来说非常宝贵。而且，我还感受到这60年来几乎每一天，我真的都没有停止过跟哲学的交往，哲学始终伴随着我，不管我遭遇到困难或者说遭遇到曲折，甚至在不得意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而跟人间相隔绝的情况下，我始终都不会使得哲学这样一个灵魂脱离我的生命，这是值得我高兴和骄傲的。正因为这样，可以说，每当想起这些，我都在精神上非常振奋，感到自豪；随着哲学与我的生命的相互渗透，哲学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抽象的、干巴巴的一种概念体系，而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思想情感的集中表现。很多人一提到哲学都说，你学什么哲学，哲学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清高或者说没有内容的理论空谈，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效果，也不会给你带来愉快。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60年的经历恰恰给予了我，很深刻的一个生命的经验，一个充满生命意义的总结，使我感受到哲学确实非常丰富，充满着生命的脉搏、频率和节奏，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我的生命本身。

 

正因为这样，我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感恩。一谈到哲学，我首先就要感谢给予我哲学生命的老师们，而且，我对他们的感谢是一辈子都要永远要不断地重复去做的事情，我要不断的感谢从那时候以来给我教育，在哲学上不断的教育我的那些老师，以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不管他们是北大的著名的老教授，或者北大的普通的讲师、老师，以及我身边的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他们都不断的给我哲学上的感染，给我熏陶，让我能够在这样一个人世间，在这样非常复杂曲折的生命历程中，在20至21世纪的时空跨越中，感受到哲学所给予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我来说，由于我所经历的非常奇特的生命路程，在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而同东西方多种不同思想文化的对话中，在经受世界性的变革历程中，都时时能够感受到哲学的神奇威力，亲身体验到哲学时时注入我的生命中的快感，使我通过哲学与各种人、各种文化、各个学科以及各种重大事件进行对话，并在活生生的对话中，使世界本身也涌入到我的心灵，使得我不断地扩大我的生命和专业研究的视野。

 

所以，我要不断的感谢，一再的感谢我的老师，特别是在北大的那些老师，是他们把我领入哲学殿堂，是他们给予我哲学启蒙。正因为这样，“感谢”成为了我永生都要重复去做、去学习的一件大事，一件对我生命攸关的大事，一件一生做不完的“做人的基本功”！

 

我1957年进北大的时候，正好我才17岁，当我在1962年本科五年毕业的时候，我也才22岁，后来很快的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当年，就又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在研究生又做了四年，这也就是说，我在北大，光是读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了九年；用古人的话来说，我在北大是度过了九年“寒窗”。

 

说“九年寒窗”，一点也不过分，因为那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几乎天天努力读书，读书之外则不停的锻炼身体，过着非常有规律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生活，自己也一心想使自己成为新一代的哲学家，对自己度过的“寒窗”生活，没有一点遗憾；恰恰相反，自己反而对那九年生活，感到珍惜和自豪，那是我一生永远珍惜的“生命财富”。

 

而且那时候，我从1957年到1966年这九年间，在北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北大的我的老师，正好都是全国最优秀的那些著名的哲学教授，他们集中在北大，给予我们这一代一个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哲学上各个领域的、各个专业的最优秀的教师，会聚北大，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哲学氛围。那时候北大哲学系一个系，就有38个教授，集中了全国所有的著名哲学教授。

 

我正好在这个时候在北大接受了他们很多的教育，这里面我特别必须提到的是我的导师，郑昕教授，郑昕教授当时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在1962年至1966年间，又成了我研究生的导师，指导我研究康德的哲学。当时郑昕教授在哲学系里还是很有威望的，他老早在二十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留学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留学了四五年以后，他学成回国，以研究康德而著称，成为了中国当时第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专家。从1932年回中国以后，成为了北大的教授，后来很快因为抗战到昆明，在西南联大继续当教授。解放以后他很积极进步，所以很快又当上了解放后的北大哲学系的系主任，他能够通过他的威望去管理复杂的哲学系。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能够遇到郑昕教授，而且由他指导去学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康德，是我的一段非常值得庆幸的学术经历。

 

我回顾那时候读书的时候，郑昕教授是要我尽可能的通过原文，通过德文去学康德的，因为我当时德文不好，所以他一定要我到德语系，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德语专业去上课，他为此亲自打电话给当时担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的冯至教授，使我有机会在德语专业，跟着冯至教授上了两年德国文学史课。那个时候的德语专业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德语专业有严格规定，你一旦进到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民主楼”开始，你就不能再讲中文了，你学什么你就要讲什么文，你学英文的就讲英文，你学法文的就讲法文，你想学德文的就讲德语。上课全部是德语，所有中国学生和老师，上课时都讲德语，课堂上讲每一句话必须讲德语，提问题、回答问题全部用德语，这显然是对我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那个时候对我来说也是很苦的，精神上非常紧张，因为我除了要学德语以外，我还有哲学上的专业的课，我还要去好好的读康德的原著。康德的原著用德文来写，使用非常难懂的哲学德语。康德是一个写书写得非常严谨、深奥、艰涩的哲学家。这么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德语句子往往特别长，据说他总是希望能够在一句完整的句子里，表达出他思想中非常复杂的思路，所以，有时整个一页纸就是几句话，有时候甚至在一页纸上还说不完一句话，所以说，他的句子有名的非常复杂，采用多层次的句子结构，主句中包含一层又一层的副句，每一个主句和副句，乎都使用许多分支句子，常常使读者必须非常小心，必须仔细地分析各个句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避免错误理解，如果德语不好，根本就没法理解康德的思想。由于康德哲学用语的复杂性，德国后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对康德学术专著专门进行研究分析的专家，对他的用语进行一句一句的分析，有时这些专家还发现了康德著作中的某些语句差错，因为康德本人在复杂句型中表达思想时，难免忽略了语法本身的技术性要求，结果造成前后语词呼应不一致，难免出现少数语法错误。总之，康德哲学的内容丰富，他的哲学思想本身也是很艰涩的，用语又很复杂，对他的研究必须付出很多时间，要耐心刻苦，一丝不苟。

 

所以，我在研究生期间，又要学德语，又要看康德的书，康德的书原文很难读，使我我那时候花了很多精力，不知不觉中，这些努力也成为我后来进行哲学研究的一个坚实基础，一个很好的基本功的训练，我要为此感谢我的老师郑昕教授，感谢他在这方面对我的培养。

 

跟他一样的，当时郑昕的好朋友，著名的洪谦教授也是经常跟郑昕一起来指导我，指导我学外国哲学。洪谦学哲学跟郑昕不一样，他不是单纯学康德，虽然他也很重视康德，但是洪谦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专门研究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他在这方面很有独特的成果，当时他对我也是非常器重的，他经常与郑昕教授一起，在郑昕老师的家里一起对我进行辅导，很耐心地教我学康德。我记得，有很多时候，郑昕与洪谦一道在他的书房中，对我一句一句地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悟性论，对时间空间的内外直观性质以及先验的范畴的性质及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使我逐步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洪谦教授和郑昕教授。洪谦还在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之外，在1978年当我要出国深造时，当我要长期离开北大时，要到法国去的时候，洪谦教授还特地为我送行，而且给我讲了很多到现在为止永远忘不了的一些鼓励的话，让我后来受益无穷。

 

在北大的九年，最难忘的，是跟我们的老师上课的情景。记得那时我们都尽量多听课，不只是上哲学系的课程，还设法多听中文系、历史系、西语系以及政治系的课程。朱光潜老师当时同时在西语系和哲学系上课，他开设的“西方美学史”是我们最喜欢听的课。他讲课清晰，思路严谨，每一句话都很深刻，上完他的每一次课，把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完美的文章！大学快毕业时，上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课程，也是有类似的感觉。贺麟先生在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记下来，就成为很好的论文。他们的课程，从上课的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只能屏住呼吸，竖起耳朵，集中精神地、也是非常自愿地把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对我们来说，每上他们的一次课，就好象享受了一场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盛宴，让我们振奋无比。可惜的是，我当时记下的课程笔记，统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了，后来也不知下落，实在是令人惋惜！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恩冯友兰老师，因为我在大学二年级至三年级的时候，正好被班上同学们选为“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当时给我们上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冯友兰先生接触，并有幸为他做一点事情。中国哲学史课是我们在二至三年级时候的重要课程，每周要上六小时，课程内容很丰富。冯老师给我们上课，每次都是经过周密准备的，他把下一堂课程的讲稿在家里用毛笔写成讲课提纲，写得很详细，这些讲稿每周写成之后，每周一次交给我，让我把讲稿送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当时位于未名湖畔的水塔旁边。每周，在上课前一天，我要到印刷厂领取已经印好的讲稿70多份，把它们分发给上课的每一位同学，同时，也送给冯友兰老师。这样一来，我每周两次到燕南园的冯老师家，其中一次是领取要印的讲稿，另一次是送给冯老师已经印出来并准备马上就要在课堂上使用的那份讲稿。每一次冯老师都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讲稿草稿交给我，宣纸上的墨宝所散放出来的清香，常常令我兴奋不已。如此一来一往，成为了我在大学二、三年级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礼物”，我的一生忘不了的福分！冯老师每次都是很亲切地接待我，有时，冯老师的女儿冯钟璞也在冯老师家里，他们父女俩都对我很热情，并很关注我作为印尼华侨的生活问题，要我把学习和锻炼身体结合起来。

 

使我难忘的，是在1958年秋，那时，我们哲学系为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精神，在听取了校党委书记陆平的“动员报告”之后，为了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全系师生都被动员下乡，一起到北京南郊的黄村，在那里与“贫下中农”实现“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简称“三同”）。冯友兰老师也和我们一起下乡，而且恰巧与我们班同住在卢城大队的老乡家里。冯老师当时已经63岁，胡子长长的，晚上睡在土炕上，胡子还露在被子外面。当然，当时与冯老师一起下乡的，还有系里其他许多老师，包括郑昕、熊伟、马采等，由于他们年纪都很大了，所以，系里也只要求他们“体会”下乡的“滋味”，他们在乡下也只住了一周，然后他们就回校了。后来，在90年代初我从国外回来再次拜访冯老师而提起当时下乡的情景的时候，冯老师还兴奋地说：“哦，那是很有意思的体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呢！”

 

谈到对老师的感恩，我还有许多话，这是永远说不完的，现在只能先谈到这里。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件事，也就是首先感谢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现在，我本人越来越奔向老年人的行列报到，很快就要八十岁了！但我自己越老，我自己的生命越成熟，就越想念我在北大的老师们。当时，当我入学的时候，他们看起来老了，但实际上，他们当时的年龄，平均是五十岁左右。当时我以年轻人的眼光看我的老师们，好像在我们之间相隔几十年，有一段距离。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我1957年入学时，他们当时也正处在壮年时期。例如，张世英老师和汪子嵩老师都刚刚36岁，熊伟老师当时是46岁，洪谦先生当时48岁，郑昕老师也刚刚52岁，朱光潜老师正好60岁，冯友兰老师62岁，汤一介老师才30岁，而33岁的朱伯昆老师，当时是冯友兰老师的助教，每周给我们指导冯友兰老师的课程“中国哲学史”，辅导得非常细心和认真，讲话又很诙谐。我们的老师当时虽然都还处在壮年时期，但他们在学术上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们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专家学者，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是值得永远对他们感恩的。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培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我要讲的第二件事，就是读书和写书的问题。

 

我从懂事的时候起，就跟妈妈读书，由妈妈领着我，几乎每一天晚上，一句一句地读她选出来的书。最令人难忘的，是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在父母任教的印尼华侨学校读书，我妈妈每天晚上，在书房里批改学生的作业之后，就带我读书。最难忘的，是读《岳传》。《岳传》是多卷本，由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发行，藏在学校图书馆中。妈妈抽出《岳传》，从第一卷开始带我读，边读边解释，等于给我在读书中讲故事那样。当时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我几乎没有停息地一直在读书，直到现在。读书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一部分，我当然要首先感谢引导我读书的妈妈，是她把我引入书籍世界，探索各种知识，学习各种历史，也不断地通过书本接触到各种人生经验和历史经验。

 

显然，通过看书,看哲学书以及哲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书籍，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阅读许多不同种类的书籍，我在青少年时代，累积了我自己意识不到的广博知识，这些知识沉积在我的潜意识中，实际上作为一种无价精神财富构成了我的思想基础，也帮我训练了自己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使用能力，不仅促进了我的语言技巧的提升，也通过语言中所运载的丰富内容，使我学会总结生活经验，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更可贵的是，使我逐步学会用多种语言表达途径，多种语言表达艺术，让我逐步掌握语言的灵活变换艺术，提升自己的修辞水平，慢慢掌握语言的隐喻、借喻和暗喻之间的相互转化技巧，学会在语言游戏中隐藏曲折的思想观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为后来自己在哲学思索和哲学表达方面的能力，奠定了意想不到的坚实基础。

 

有人说,要改变自己，首先从阅读开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改变自己，可以选择不同途径。但是，确实，阅读，好好阅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我认为，阅读，不仅是阅读各种书籍，而且，也包括阅读自己的书。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自己的书，可以促使自己反省，可以提醒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每次阅读自己的书，总使我感到脸红，感到自己思想很幼稚可笑，也发现自己的文字很差，使自己感到严重不满。这就促使我继续修改原书稿，在有机会时把它再版。我想，阅读之所以给予我一种改造自己和充实自己的动力，就因为阅读让我在自己的书本中，反射出自己的缺点。阅读中的书，就好象一面镜子，可以照射出自己丑陋的地方，照出缺陷之处，促使自己，或者，采取再版充实的途径，或者，通过重新写作的方法，在新的书中，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同时也在新的写作中，开辟自己的新思路。

 

当然，看书，首先要看别人的书，别人很多书都很优秀，经常给予自己很深刻的启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不停地写书和再版我的书。我个人的体会，这种写书和再版书稿的途径，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术殿堂中深入知识的深渊，体会出人生苦短却又很有趣的性质，也考验了自己的性格。就此而言，写书和不断地再版书稿，成为了我的生命风格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我做人的一个方式。

 

在北大的学习和生活的九年岁月中，使我感受到哲学所要考察的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也使我体会到哲学的熏陶，必须在漫长曲折的人生路程中去逐步实现，要在生活的曲折路途上加以提升。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九年中，我所取得的难忘成果，归根结底，就是打下来学习和掌握哲学的初步基础。

 

我不是有什么野心的人，只是哲学思考的本身，促使我永远在追问，永远在探索。就好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哲学就是一种惊讶，一种不断的发问，人类的一种超越自己、超越世界的一种惊奇，不断的发问，哲学无非就这样。

 

所以只要你是人，你不会满足于现有的状况，不管你成果有多大，不用说那些没有成果的，不管成果大不大，总之人应该是不断的对整个世界、对自己的一切，不断的提出疑问，发生一种惊奇，一种说不完的惊异。通过惊奇、惊异，一种好奇，来推动你去思考问题，也推动你去写作，推动你去感受生命本身的那种幸福和痛苦。

 

如果要问我为什么写那么多书写不完，而且是一直连续在写，今后还有很多书要写，再老了也要写，只要是有能力写我就写，就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推动我这样，通过写书让我体会到追求智慧的无限性，也同时品尝到写书看书的艺术性，让我去感受到，有很多问题要把它弄清楚，有一种好奇心，推动自己无止尽地进行探索，发出疑问，进行反思。

所以我还想起，我在法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但是，这位哲学家可惜已经去世了，而且他还是跳楼而死的，这就是著名的德勒兹(Gilles Deleuze)，我跟他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而且在一起是巴黎第十大学的同事。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一位学生，叫让・乌里(Jean Oury,1924-2014)，他在巴黎南部的古城堡区，在卢瓦尔河香波城堡Chateau de Chambord)附近，一个叫拉波德的地区(La Borde)，购置了一大块森林地，把它建成一个精神治疗所，人们称之为“拉波德治疗所”(La Borde clinic)，在那里探索人的精神问题，依据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方法，对精神病人进行开创性的和试验性的新型治疗。德勒兹当时经常与他的朋友，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菲利克斯・嘉达利(Félix Guattari)一起到让・乌里教授的精神治疗所，讨论精神病的问题及其哲学意义。德勒兹就说，哲学是什么，哲学本身是天真无邪(innocence)，就像小孩一样，生下来就很自然，天真烂漫，对一切都好奇，无所顾忌，也不加掩饰，对一切感到亲切，但同时又感到很好奇，对别人坦诚相告自己所想到的一切。如果说硬要把哲学神秘化，用一系列所谓的抽象的概念体系化，把它变成好像很玄而又玄的那种体系的话，那是把哲学本身的生命给抽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堆砌。

我说这段话，主要是要说明，从我的经历来说，哲学对我来说，就是生命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生活艺术和生命智慧的总结活动。我与哲学的关系，表面看来，是很复杂，但实际上又是很简单，无非就是生命本身的赤裸裸的表现，也是生命的运作过程自然地相遇而得的东西，当自己意识到哲学对自身生命的意义时，就更加抱着生命的激情去对待哲学。

根据我对哲学的理解，我写哲学史，就不是要把哲学写成干巴巴的抽象理论概念体系，更不打算把哲学史写成“已经死亡”的哲学理论的“历史博物馆”。所以，我本来想要在几年之内把它完成，结果越写越长、越写越长，原来以为哲学史就是过去的哲学家写的哲学的成果，是对他们的作品的分析，以为可以通过一本书，哪怕是好几卷，把过去的哲学家的著作及其思想分析清楚，系统地讲出来。但现在看来不行的，哲学史永远是开放的，因为尽管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些人所思考的问题，在现在新的世界里重新被探索的时候，又发现了新问题。而且，当人们重新思考这些老问题时，人们也看得出当时当地，哪怕是距离我们一千年以前、两千年以前的人思考的问题，现在还是感到很新鲜，因为那些人思考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古人所提出的哲学问题，都是至今仍有深刻意义的；当时得出了那个结论，现在又可以根据新的思路，重新去推翻，去怀疑。比如说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他认为人的理性应该不断的怀疑一切，而且人必须要这样才称为是人，所以他成为了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但是，现在我看了以后，发现他的很多问题，还得重新去探讨，重新去理解。如果笛卡尔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黑格尔、马克思也是这样，他们的思想都是活的；他们虽然死了，离开我们很久了，他们都是18、19世纪的人，但是人死了他们的思想没有死，而且他们所写的东西，现在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好像字里行间就跳出他们本人一样，他们通过他们的文本，跳出来跟我们对话，使得他们很多活生生的一些观念和生命，还有待我们去重新的理解。

 

以上我一再要说的，就是一旦真正的把哲学跟生命连在一起，而且把哲学看作本身就是生命，那么，哲学本身就有生命力，哲学就变成活的思想创造活动；在这样一种事业、这样一种理解的情况下，学哲学可以说有永远想不完的东西，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永远讲不完的东西，这一点也表明哲学的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哲学就是推动生命发展的一个动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不断地写书出书再版书！。

 

第三点我要讲的，是关于思想与写作的关系。

思想与情感的问题，关系到自己为什么非要通过文字不断地来写哲学的问题。想问题和写书、写文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写书的过程，还涉及到思想和情感的关系。

大家知道，很多人也经常想问题，而且有的人还想了很多，但他们只停留在想问题的层面，不马上把想过的问题写下来；也就是说，有的人想了不一定写，而且他们即使写，也总是很有限的，有很多人不愿意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过的都写下来。因此，有些人曾经怀疑过我，说你写那么多，很多是废话，而且也没有用，你只是追求数量。他们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坚定的想法，不管人家怎么讲，我都是不会改变的。我认为，人固然要思考，但这个思考可以用各种途径去开创，去表现，去展开，但是对我来说，有一条是很清楚的，我感受到，我的经验以及我的生命的体验，都必须通过文字来表达，才能巩固下来，记录下来，然后，还可以由此再出发，使自己的思路和经验，在文字中扎根，在文字中展现它的生命力；而且，还要通过文字的表达，继续把思想进一步展开，加以系统化，并通过写下来的文字，我可以有根据地再次进行思考，再次加以修改和补充。

 

我写书的多年经验，使我感受到：你只有把你思考的东西用文字记下来，而且把它连贯地记下来，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文字本身不断的实现思想的再出发，因为文字留下了痕迹，文字本身使得文字跟读者去交流，也跟自己进行对话；不只是这样，而且通过文字，我自己又在跟我自己写过的文字重新交流。我写的书很多，如果按照标题来说，我现在可以说写了40多本，一本一本地那样写。但是我要说每一本书，每当我重新看的时候，我觉得里面一直还有很多新的问题，因此我每次在看我的书的时候，就感受到我的书必须要重版，必须要重写，必须要加上新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书，每一本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当你去阅读它的时候，它们好像向你发出呼喊，要求与你对话，要求你去开发它，让它从书本文本的约束中，重新解放出来。本来像《存在主义》这本书，去年2016年年底出版的，实际上是简体新版，因为它的第一版是在1978年在香港出版的，接着，又在港台先后再版多次，从1978年至今，也就是说过了30多年以后又再出新版。而且，就在1978年到现在30多年当中，这本书总共出了十几版，每一版都重新加了新的内容，最初的第一版才200页，现在这个2016年新版变成了600页。

 

通过我的《存在主义》的一再重版，可以看出，写出来的哲学是有其本身的生命力的，每一本哲学书，都运载着精神创造的产品，它们都是隐含生命活力，每当与读者相遇，包括与它们的原来作者相遇，都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碰撞，点击出一系列新的思想火花。

欧洲整个的思想和文化，从古希腊一直到现在两千多年，中间有一个时期叫做Renaissance，我们中文翻译成“文艺复兴”。实际上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法语原文，意思就是“再生”或“复生”，它的一个根本的精神核心，就是要在新的时期，复兴古代的经典文化，使以往的文化生命获得新生。这也就是说，欧洲人在13世纪左右，重新的发现自己的文化必须要把它更新，把古代的希腊的东西，重新的在新的条件下，去不断的再重新的去探索、去批判、去创造新的东西。这就是等于说，文化本身如果有生命的话，文化在更新。

 

我们人也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人的生命，尤其是人的精神生命，要不断地复兴、再生、更新；而精神生命的复兴和再生，是要靠自己的新思想同语言文字发生交锋，通过文字的对话实现思想的更新。人之所以要写，有思想的人之所以要写，就是因为写能够提供一个更新的途径，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到这是我的一个很珍贵的经验，通过不断的写作，不断的再版我的书，使我获得进行精神生命复生和更新的时珍贵机。

 

所以，我自己感受到我必须要这样走，才能够不断的更新自己，更新自己的思想，更新自己的书，更新我过去思考过的问题。这是我讲更新的重要意义。

 

在我要讲的第三件事中，我尤其要讲读书写书中的思想与情感的关系，这也就是哲学生命中的思想和情感的相互渗透性，强调思想本身包含丰富的情感，反过来，生命中的情感也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力量；因此，不能把思想和情感对立起来或分割开来。

 

我的书里面，刚才讲了，通过文字表达我的思想，但是问题是有很多人现在往往错误的理解，把思想理解成纯粹理性的东西，思想好像就是理性的、抽象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觉得，其实在我看来，我自己感受到，思想固然是理性，是我的理性能力的表现，而且是我的理性对事物的不断的挑战、对话的一个表现。但是我感受到，我个人体会，我的思想是充满着感情的，正因为思想充满着情感，我的思想才具有生命力。思想的生命力是活生生的，有情有义的，有血有肉的，是具体的和实在的，因为它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一切活的思想，都是充满情感的；也就是说，思想跟感情不是对立的。有人把思想跟感情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这也是深受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消极影响的结果，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总是把思想与情感对立起来，只重视思想理性的地位，忽略了情感的重要意义。说你这个人爱动感情的，似乎就好像说，你没有思想，或者说反过来，你思想太多，你就太枯燥了，你不懂得感情。这种传统的判断是对思想与情感的关系，对于生命本身的片面理解。我通过60年的哲学探索，我更加体会到人类思想是活的，都是时充满情感的，而且，人对人类生命本身的理解是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开放，不断的在重新发现，使人们越来越理解，越来越体会到，其实组成生命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思想、情感这些东西，表面看来是对立的，或者说是分开的，但实际上是胶着在一起。实际上，没有没有感情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感情。有的时候说有纯粹的感情，纯粹的思想，但在实际生命活动中，思想与情感始终都相互关联，相互渗透。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自从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以及我个人经验的各种曲折以后，我就感受到，人类的生命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这个生命中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是相互交错在一起。人类不应该把前人一些片面的，比如说对生命的看法，认为生命中肉体跟灵魂、身体跟思想、情感跟理性把它分开来这种看法，把它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待我们的生命，不应该这样。经历了这么多和这么曲折的生命经历之后，我更多的感受到生命中的思想和情感的交错复杂性，感受到生命中的其他各种因素是混杂在一起。实际上，当我每次思考问题，思考的很深，或者说很专注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的身体里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控制不住，因为血液循环的震撼，而引起的情感上的波动，推动了思想创造活动的深化和进一步分化，形成了不断开辟新方向的活机遇。因此我觉得这个思想里面是包含着很深的情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的书中所提到的各种概念东西，我们应该更多地感受到它里面，包含了情感的一些波动和冲动等等，而这恰恰是是很珍贵的，而且情感那种东西呢，情感的东西和思想的东西，往往是瞬息即变，它的珍贵就在于它在某个瞬间，突然或偶然地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以特有的风格，在一刹那间爆发出来，像美丽的火星那样，你不抓住它，它就永远不会再现。思想和情感之间，在某个瞬间突然显现出它那个瞬间所特有的形态，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一次的东西是最珍贵的，因为它永远不会再重复了。但是问题是正因为它珍贵，所以它又是可以永恒的，对我们的生命具有意义，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