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岛里人》

 

 

 

我在朝鲜念书的时候也是时时刻刻想到我有一个家是养马岛，当然我是中国人，但是很具体，养马岛是我的家。我希望我的家漂亮，我希望我的家美好，我希望我的家平安等等的，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

 

 

我一定要强调我是岛里人，因为我特别的感觉到一种天生的荣誉感就是我是岛里人，我是养马岛的人，我绝对改变不了的。头一本书基本上是写我的从艺的经历，然后我的家庭的起伏。

 

我也感觉到很荣幸，我的朋友张杰也是帮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版了这四本文集。每一个文集当然都是有一个内容，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一个艺术的经历。每本书都让我的好朋友黄永玉给我题的字，我也很高兴，反正快出了，让我说一说，怎么说呢？

 

头一本书就叫做《我是岛里人》，因为我的家乡是山东烟台牟平县养马岛，那个小岛子很小，13里地，宽两里地，而且在地图上有时候就看不见。就这么个小岛，离陆地五里地的海。所以想当年我们进岛出岛都要招手，来一个小舢板把我们弄过去。花一两个大子儿或者一两分钱，然后或者自己的人，自己岛里的人就不花钱，就这样我们进岛出岛。

 

所以我们家里头，这个岛上并不是以渔为主，它是以运输为主。我们祖辈就是养船，后来大概是赔了，所以家里面就是说以后千万不在海上做生意了，一定要在陆地。所以我的爷爷就经商，就到了朝鲜仁川的码头，那个时候是清末，我不知道那时候朝鲜和中国是不是订了一个通商的相关条约，所以我爷爷那个时候就去了。去了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做绸缎庄，中国的绸缎和夏布，他运、批发，当然他的买卖相当好。最不景气的时候，他的生意都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的，我爸爸写的家的历史，在海外也都感觉到、尝到了国家弱强对一个海外的人的重要性。当时的满清当然是很腐败了，所以他就反满、反清，他就支持了孙中山的主张。所以他到日本参加了同盟会，每次到日本就去送钱，因为他是资本家嘛，这是一个。当然，他也是国民党。

 

我们这个家，包括我父亲，老是感觉我们家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产党，结果你都没想到，我的叔叔，他是英美烟草公司在东北的总代办，你想够厉害的了。他的英文特别好，因为他读的是美国人的学校，在中国烟台很有名，今年是150年的校庆。他是在那读书的，所以英文好，最后他就做了英美烟草公司的职员，然后人家很重视他，就做了东北的代办。

 

结果没想到1929年他参加的是地下共产党，而且是特委，就是东北的特委，他是经济部长，因为他有钱嘛，那他支持谁？支持抗日联军送钱去。所以我们家里头，我们就知道我婶子有时候和他闹别扭，因为我叔叔很漂亮，他死的时候39岁，从照片上看，他永远是西服革履，就是那么一个很排场的人。我婶子老是以为他在外头有外遇，老不回家，回来的时候就叹气，因为他是秘密的嘛，你想想，他哪能告诉自己的家里头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1936年，他们内部大概是出现了叛徒，要把他们这个组织70多个人一网打尽，所以枪毙了四、五个人，他是其中之一。在沈阳，1936年，我那时候才六岁，他就让日本人给枪杀了。枪杀之前我爷爷倾家荡产，也不能说倾家荡产，反正花钱走后门。结果有一次到监狱里头去探监的时候，也去拿他的血衣回来洗的时候，结果我叔叔就给我爷爷说，他说不要花钱了，我是共产党。结果我爷爷一听就中风了，治了5年病，最后他死在仁川。

 

所以我们家怎么说呢，我爷爷两个儿子，我爸爸和我叔叔。后来就剩了5个孩子孙子。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崇拜孔夫子的。所以我叔叔哥儿两个叫做杨從，他们是犯“從”字辈的，我爸爸叫從中，我叔叔叫從和，所以他是中和之道嘛！孔夫子的中和之道是这样弄的，他的孙子里头五个，就是温、良、恭、俭、让。等着这个“让”，就等着我出来，就怕我是姑娘，最后我就出来了，全家特别高兴。这个“让”，温、良、恭、俭、让的“让”出来了。

 

但是我给我们家里头带来的，我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命运。因为日本正好是1930年侵略中国，开始明确的侵略中国，所以我们家里完全是和日本的侵略有关系，我们是家破人亡，朝鲜的生意也被封了，我的另一个叔叔是堂叔，那个我们叫做叔伯叔叔他叫杨從谔，也是因为栽上共产党的名义的这个罪行，死在仁川的监狱里头。那我们家完全是因为日本的侵略而破产。沈阳的生意就不用说了。我叔叔的英美烟草公司，那些商店等等，都让日本人给没收的没收，充公的充公。我爸爸是在哈尔滨，他是工厂，也是时局的关系。我们家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出生对我们家绝对不是一个高兴的事，应该是一个倒霉的事，我想是这样的。最近我写书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就不好，可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特别的好。你想“先让”不用说了，我的小名叫顺成，就一切都顺成，也可能我这一辈子现在就剩了我，我们姊妹6个都死了。那大概我也挺顺利的，就顺成。我的号叫牵福，就是把福牵着。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知道我的号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名字俗气，可是，我没家庭牵福，带来的是灾难，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我一定要强调我是岛里人，因为我特别的感觉到一种天生的荣誉感就是我是岛里人，我是养马岛的人，我绝对改变不了的，这是一个。所以我的文章也好，我画画也好，我都提到岛里人先让。我写文章有时候也写岛里人，因为我感觉到我的家乡除了生了我，我在9岁以后离开了家乡，所以我对家乡印象很深。我在朝鲜念书的时候也是时时刻刻想到我有一个家是养马岛，我没有想到我有一个家是北京，或者我有一个家是中国。当然我是中国人，但是很具体，养马岛是我的家。但是我希望我的家漂亮，我希望我的家美好，我希望我的家平安等等的，我就有这么一个愿望。

 

所以头一本书基本上是写我的从艺的经历，然后我的家庭的起伏，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我感觉到我从艺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科班出身的，很多我的朋友，就是比如说留校当教员，一直到退休，就在这个门里头，我不。我毕业以后到美术出版社呆了6年，实际上是7年。我在那干了好多的事，而且出版社对我很重用。因为我是1952年入党的，人家把我派去的原因，调过去的话就是充实新生力量。然后你是共产党员，你好好干。所以我在出版社很卖命干。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出版社的6年，我画的宣传画将近十幅，有谁能如此的出版？我的独幅画，我的版画也能出版独幅画。一个人能出版一幅独幅画，不简单，我都出版了四五张，小画片就不用说了。那时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报发表我的主画，一套一套的都是我画的，我画的很用心。年画，这个我能出两三幅年画，这不简单，而且出版社对我也特别好，唯一的一个留苏的名额， 1953年给的我。多少画家古元，苏坚等等都希望能到苏联去重新学习一下，结果呢给了我，就是人家对咱们挺重用的，挺重视的。

 

所以社长出差到南方去两个月，谁都不带带的我，你想我那时候才24岁，还没结婚呢跟着他。我这个人又不服管，我就瞧不起那个社长，因为架子特大。邵宇现在也死了都无所谓，我尽瞧不起他。可是人家特别希望我能变成他的一个小喽啰，我不。所以一路上我和他也闹得挺别扭的。我这个人反正就是很自由，不服管。但是，也能够不吃硬吃软，顺着我的毛的话，我就能好好的干活，就是这么一个人。

 

后来也是这么一个事情，比如说后来我在美术学院，谁都不愿意成立一个年画连环画系，结果江丰就看中了我，说服我去，我就不去。最后我就软了，因为我感动了，我就心疼他了。家里人都劝我，每次上班的时候都劝我，千万别答应，千万别答应，最后我答应了，为什么？感情用事，因为我经常写我的文章，就说我这个人是感性多于理性，长不大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活过来的。

 

所以我后来，美术出版社后来下放，然后差点划成了右派，然后就又到了文化部，又在文化部最高层研究室。那是部长钱俊瑞点的名要我的，因为他一定是感觉我小有名气，画了一点画，那时候他以为杨先让一定是老气横秋的一个人，结果没想到我是28岁的小年轻，他都傻了。我心里想你那点事我全能干，那有什么了不起，就在一个新成立的文化报，叫新文化报美术编辑文章。

 

我觉得这都是我的事，不成问题，在那干了两年，跟着部长到处跑，也沾了一些光，看了不少的戏。最好的戏绝对我是头牌，因为我是记者，美术记者，我可以画速写。十周年群英汇，所有的名角，你想想，京剧演员都去了，群英汇，马连良，谭富英什么都进去，谁能看？杨先让在头一排，而且天天的头一排，我都不想看了，我还得画，因为报纸要见报，就有这些优待条件。但是对我来说很丰富，就比在美术学院没出门的人一直在那教学，我感觉我优越多了，又见得多了。

 

然后我再回到美术学院去教学，我就感觉我有一个优势，这就是我的经历。我也是最近才感觉到了，我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很好。做编辑的时候我认为我获益匪浅。在文化部的时候，我认为我也是获益匪浅，这样的话我的经历比别人多一些。所以，我就回到了我的母校教学，一直到退休，我就感觉挺好的。

 

还有我这个人不是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比如说我是搞油画的，最后在美术出版社，油画很难画，它又需要钱，又需要空间，需要时间。虽然要让我到苏联去，肯定是学油画，但是没去成，我不遗憾，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的外语不行。我这一辈子学外语，你想我在朝鲜，日语是必须要学的，可是我的日语不及格。按理说我的朝鲜话和高丽棒子整天在一起也能够玩，骂人的话我绝对会，可是正儿八经的话我不会。后来学英语我也不记得，然后我就转学法语，也不及格。解放以后学俄语，而且学俄语学好的话，还能升一级。这是力群告诉我的，鼓励我学俄语，我也没学成。所以再说中国话呢，也是说不好。

 

怎么说的？比如说我是文艺青年，我喜欢唱歌跳舞弹什么，这对我来说的话，这种分是绝对打高分，那个正儿八经的我的分绝对低，所以沾光沾在文艺方面。高中的时候，导演《雷雨》，我那时候才17岁，胆真大，导演《雷雨》。最后记者看的时候排练，感觉我不只是导演，我还演二少爷，二少爷就是17岁，我那时候就17岁。所以他们说简直是一个活龙活现的二少爷。那个时候，我就是个少爷，那是1948年1947年的时候，我念中学二年级，我就干这些事。背台词，我老背不过来，题词的人的声音都已经超过我了，你们可想我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记忆力不行。

 

可是有人说杨老师，你的记忆力真强，瞧你这个书写的一本一本都是你记住了，我也不知道，邪门了。有些东西我能记住，有些东西我记不住，外语记不住。文革的时候我可遭罪了，文革的时候丢人，学生逗我的时候，老三篇，我就背不过来。我使劲的背我都背不过来，学生寒碜我，我丢人丢大发了。

 

前几天我在南方参加一个活动，人家把我弄到主席台，给我递了个条子，让我念7个字，就是什么什么开幕了，递给我7个字，我还看了一看，然后他就拿走了，结果上了台以后，7个字我也忘了。我说快给我看一看，最后又看看我才念出来，是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邪门，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

 

头一本书写的《我是岛里人》。最近我也再翻一翻我这些书刊，这里面有写我的爷爷的《迁坟记》，他的坟从朝鲜迁过来。我爷爷他的坟在那呆了70年，我把他弄回来。结果温家宝总理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家史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影子，意思是这个。那当然家和国是一样的嘛！说的这个。

 

所以我写我叔叔的遇难的历史，他的抗日历史的遇难的全过程，这本书我看了一下，我感觉还充实。我自个的从艺的经历，我的家族的情况，还有我与我有关系的一点人和事，我认为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