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宣扬老师谈著书（3）

 

 

 

福柯的研究主要是要揭露西方社会文明中所谓的制度以及思考的哲学方式里面的实质是什么。通过研究以后，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要去揭示整个西方哲学和西方的文化，其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培养每个人，使其能够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统治者所批准的、所设想的那样一个标准的人的主体。

 

 

下面我再讲第五件事，这就是我在法国30多年期间，我与法国学者以及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故事。讲完这件事，我们的访谈就可以结束了。

 

我在法国待了很久，1978年去了以后，很快我的博士论文就拿到学位了，很幸运的，当时法国的社会党左派，在1981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密特朗上台，也可以说结束了在法国的政治史上，由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主义的政治家们统治的时代结束了。从1980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党执政的时代，而密特朗就是第一个社会党总统，他当了总统以后有个措施，对我也有影响。密特朗在1981年上台以后，很快他就决定以政府的名义，发起成立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法文叫做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这个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由政府来支持，而且密特朗当时就委托法国政府的科学技术部来资助。因为法国政府的科学技术部的办公楼就在笛卡尔街一号，所以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也在这个笛卡尔街一号.笛卡尔街是在哪里呢，就在巴黎的万圣殿广场(Place de Panthéon)旁边不远，更不远的地方就是最著名的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所在地。那个地方被称为是巴黎的拉丁区的最有哲学人文气氛的区域。

 

密特朗成立这个（研究院）以后，我很幸运，因为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成立，它的第一届的院长，密特朗委托当时著名的哲学家德里达来担任，德里达在1983年就成功的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创建起来了。创建以后他当时为了能够，让在法国的和在国外的很多国家的哲学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个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所以他1983年就任以后，他连续接见了很多哲学家。我正好在巴黎，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在他秘书布尔曼(Bertrand Pulman)的接待下，布尔曼引我去德里达的办公室，德里达亲自接待了我，他听取了我的研究工作计划之后，同意接受我，我就被批准进入到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我就成为了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第一批研究员，而且德里达在跟我的谈话中特别感兴趣，就是对中国哲学感兴趣，他尤其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汉字感兴趣。所以他很快让我主持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在那边连续讲了两年，主持了两年。因为按照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规定，在那边的研究中心必须要每两个礼拜主持一次研讨会，我在那边连续主持了很多次。后来按照规定把每年研讨会的研讨成果以及当时的教案，备课的文本把它整理出来，编成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学刊，刊物名为Le cahier du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我的讲稿都被编入到这个刊物的第1期和第2期中，是由巴黎的Osiris出版社出版的，我在这里有两本。那里面首篇文章都是德里达写的。

 

后来，我从1985年起，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语为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é scientifique，简称为C.N.R.S.)的一个研究员,在拉毕卡教授主持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专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我在这个研究中心所有演讲的题目内容，都刊登在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出版的刊物上，这是我的一个荣誉，也是对我的研究成果的一个肯定。

 

所以从1983年到1985年，因为我在巴黎第一大学写了博士论文，题目是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叫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写他的哲学的研究论文，因此我很快又在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研究的同时，法国巴黎当时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即“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所”也邀请我去，那个时候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如前所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的所长，是拉毕卡，他是巴黎第十大学的第一副校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家，他正好邀请我去，就好像前面讲的德里达在1983年邀请我到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一样，拉毕卡(Georges Labica)教授也邀请我到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心去，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那里跟他一起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但是研究中心的名称叫做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这个名称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从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去研究哲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传统，所以名称叫做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

 

我在那里待了也是很多年，而且经常在那边研讨会上跟他们一起讨论，每两个礼拜讨论一次学术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关于我写的博士论文，关于霍克海默的论文，我在会上曾经讨论过一次，所以后来也是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发表的学术论文集当中，我把我论文的一个章节放在那里边。然后他们对我研究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所以我当时曾经在他们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八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概念的讨论的分析，这篇论文也是发表在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刊物上。

 

这样一来使得我，在1983年获得了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我很顺利的就能够通过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以及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进行工作，加入到法国的当代哲学的整个的活动中去。这样一来，由于我在法国，我还要特别感谢法国的老师们和同事们，因为在前面我特别感谢中国的教授对我的帮助，在法国我现在也要感谢法国那些哲学家对我的帮助。我刚才讲了像巴黎克劳特・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拉毕卡，等会儿简单再讲一下，比如说法国当时哲学会会长，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也是我很好的朋友，对我很好的帮助。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黑格尔的专家。最近我两个学生把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写的《黑格尔传》翻译成中文，在前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帮他写了一个序，因为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也是恩重如山，他作为法国哲学会的会长一直照顾我，我问他什么他就回答我什么。通过他认识了不少法国哲学家，都是很著名的，他给我他们的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给我亲自介绍等等，在法国的那几年，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 会长让我跟很多法国哲学家交流、对话，我对他感恩不尽。他经常让我到他家去，一谈好几个小时，靠这些法国朋友对我的帮助，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使得我接触了不少当时法国当代哲学，以及通过法国当代哲学对德国哲学、对英国哲学、欧洲哲学的了解有所扩大，扩大我的视野，也使得我从那以后我写的东西不断的去开辟新的领域。

 

我八十年代以后写的东西就更加多元化，更加多学科，其中，除了刚才我讲的在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和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表的那些研究中国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以外，八十年代以后我就更多的研究当代社会理论，研究很多的后现代的思想家，因为他们当中很多后现代思想家也是我所亲自接触的，跟他们交往的。比如说著名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叫做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ςois Lyotard)，他是继任德里达，担任第二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跟我接触很多，所以我写的书里面有一本叫《后现代论》，后现代的哲学、后现代的思想，尽管它来源于欧洲更早的各个领域的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思想，但是更多的是在法国这边，进一步把它发展起来的，而且可以说被称为正式作为一个哲学流派，而在世界上登上学术舞台上的后现代主义，都是法国人来写的。其中我刚才讲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他在1979年发表的《后现代的条件》(La Condition post-moderne)，这本书可以说就是，后现代主义它的哲学理论的一个最著名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个跟他同时的还有一系列的后现代思想家，那时候都是活着的，里面包括在中国很有名的，研究消费文化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鲍德里亚当时是在巴黎第十大学讲课，我也是跟他见过很多次面。鲍德里亚这个人性格特别古怪，一个古怪的人，尽管他创作很多，思想很活跃，但是他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有时候跟他同事关系都不好，但是他是思想上非常开放，而且很活跃的一个人，所以他也写了不少东西。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那个时代我还在的时候跟他们有时候接触。

 

当然，我除了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以外，在我的书里面，八十代以后所写的，当代社会理论，后现代论，还有我后来写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那本书序言就是由刚才我提到的法国哲学会的会长雅克・董特 写的序言，他在那本序里面讲得非常好，对我的一个很高的一个肯定，我也特别感谢他。因为到了八十年代末以后，我有一段时间是到台湾去了，所以有些书是在台湾写的，但是它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是在法国的，而且我当时八十年代以后到台湾去，到台湾东吴大学教课，我也是一年两次回法国，而且可以说半年在法国，半年在台湾，每年都是这样。所以我并没有因为到台湾去而中断我在法国的研究，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当时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集中力量，把我在1978年以后到九十年代为止，所掌握的整理的有关法国、有关整个欧洲的哲学的东西，陆续的把它写出来，这就是我的第二批书。第二批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这个创作的一些书，其中刚才我讲到包括《后现代论》、《当代社会理论》、《法国思想五十年》、《流行文化社会学》、《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等等这些书，这些书大家可以看到，都是跨学科的，跨哲学的，而且是里面有哲学，但同时它又是哲学跟社会学、跟人类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文学、法学、政治学交流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视野，我只有到法国以后才逐渐的形成的，而且我要感谢那些法国的学者对我的这种培养和教育，使得我能够比较越来越熟练的，用这样一个方法和视野去研究哲学。

 

之后我还要讲的是关于福柯的问题，因为我对福柯有特殊的研究，福柯是我到法国以后，所认识的又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他是研究精神病治疗学，研究精神病，他的老师冈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中文翻译成冈吉莱姆，是专门研究疾病史，研究医学，研究知识同社会制度的关系的。他培养了福柯一种新的视野，所以福柯从六十年代开始，就用一种新的观点和视野，去研究和解剖西方社会和它的文化。什么样一种视野呢？他认为必须要通过对精神病治疗，这样一个领域的解剖和分析，才能够彻底的揭开整个西方当代社会的面目，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病把人当做精神病，把精神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去研究，制定了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去管理精神病，这只有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才能够出现。所以它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怎么样看待西方文化和它的精神实质的问题。通过这个他写了不少，最重要的著作是关于古典时代的精神病人的历史，写了不少关于知识考古学与权利系谱学的书其中有《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后来又写了监狱史，研究了性史，研究所谓的“自身的技术”(Technologie de soi)。大家知道，他所有研究的领域都是很特殊的，一般哲学家不会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是他就偏偏要研究这个，一般哲学家没有研究的，精神病、性、监狱这样一些问题。他通过这些研究主要是要揭露西方社会文明，所谓制度，思考的哲学方式，里面的实质是什么，通过研究以后，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要去揭示整个西方哲学和西方的文化，他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培养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统治者所批准的、所设想的那样一个标准的人的主体。

 

他研究的主题，后来他一再的说，我虽然研究得很多很杂，但是我最关键的是要研究我们人类、我们西方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我们自己变成为这样一个主体，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的研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福柯的。福柯是在1984年去世的，我1978年到巴黎，所以我很幸运在他去世前的六年，我都经常在他所在的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那边上课，我都去听他上课。他当时上课的时候人山人海的，所有人多到上课的位置，桌椅板凳周围全是人，满满的，因为他上课讲法语非常流利，而且他一面讲课，这边是文本进行批判，非常生动，提的问题都是很尖锐的，这样一个人。后来我觉得关于他的思想是很重要的，而且通过他思想可以去越出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思路，去研究西方，要跳出那个，福柯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方法，去探索西方人所追求的文化和他的社会制度，到底是什么，他这么一谈马上就心明眼亮了，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另一面。

 

所以这是我写的，后来我有一本书叫做《福柯的生存美学》，就专门把我对福柯的研究记录在那本书里面，当然福柯的问题还是很复杂，很多问题，而且他去世以后有很多新的作品发表，我都没来得及去看。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说，尽管我写了不少书，也结束了不少问题，但是感到很多问题还有待我去整理，再进一步去探索，进一步去补充原来没有论述完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