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读中国》（一）

 

 

 

这本书关注的是中国的主要城市的一些读书会的案例，一共选择了全国各地的十六家读书会。透过这些定位和特色各异的读书会，能够管窥当代的中国城市里面一些读书会的运营的状态，以及这些读书人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

 

 

再来谈我的第二本书《领读中国》，这本书关注的是中国的主要城市的一些读书会的案例。主要包括哪些城市呢？我这里面一共选择了中国各地的16家读书会。其中因为我个人是在南京生活，而且我个人从2010年开始，也是一直致力于南京人文社科经典推广阅读的一个读书会，叫金陵读书会的运营工作。所以说也是因为我本人在南京，而且跟南京的读书界有比较广泛交流的缘故。所以在这16家读书会里面，南京的读书会就占到了其中的七家。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有读书会收入到我这本书里面。其中北京、上海是各两家，广州、深圳是各一家。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天津的燃灯者读书会；杭州的种德元典读书会；以及我还特地选择了一个，应该说是三四线城市，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城，海盐这样一个县城的海盐读书会，这样的一个案例。

 

    尽管这些读书会组合在一起，可能不能构成一个严格的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普遍意义上的代表性。但是我们透过这些定位和特色各异的读书会，也能够管窥我们现在中国、当代的中国城市里面，这样的一些读书会的运营的状态，以及这些读书人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

 

在这里面这些读书会当中，我也有意识的做了选择与区分。比如说有哪几类呢？我们可以把它大概分为三到四类。

 

第一类读书会，是完全由学院里的一些学者和老师来创办的。他们更多的是定位在一个纯粹的学术化的经典阅读。这里面像杭州的种德元典读书会，他们就是一个致力于中国传统的诸子经典阅读的读书会。所组成的一些老师，基本上也是以杭州各大高校供职的老师和研究人员为主。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读书会，同样是由学院里的学者和老师来创立的。但是他们的面向对象，并不局限在学院里的这些人士。比如说并不局限在高校里面的这些师生，而是更多的面向社会的大众。他们在这种学院和真正的对于这些经典阅读、对于学术阅读有渴望的公众之间，构建了一种桥梁。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提到的，像南京的群学书院和半城读书会。他们的创办者，群学书院是以南大社会学院的老师为主；半城读书会，是南大商学院的老师为主。但是群学书院更多是以一个男性读者为主要面向对象，它是致力于政治、社会、历史方面的这种经典的学术书籍的普及推广。然后半城读书会，更多是定位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方面的读书会，更多强调知识女性、中产女性，在这个时代里面如何构建很好的自我，如何构建一个强大、美好的心灵的定位。这是第二类。

 

    第三类读书会，可能他们同样也是追求一些经典和学术的阅读。但是他们无论是发起人，还是所面向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以社会上的公众或者说是各自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把读书作为业余爱好的这样一批业余读书人为主的读书会。这里面比如说，像我自己所参与的金陵读书会；包括像南京的南园读书会；包括像北京的爱思想读书会，都是这样的类型。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了学校，已经离开了这种象牙塔。但是他们仍然有一颗经典阅读和学术阅读的心，在社会上会聚起这样一种经典阅读和学术阅读的共同体。这是第三类。

 

    然后第四类读书会，就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读书会。他们可能也跟这种经典阅读、跟学术阅读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可能除了读书之外，除了读一些文艺类的书之外，也会发起一些像观影会、像戏曲欣赏；包括甚至做一些手工、做一些民俗活动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与其把他们称之为读书会，更不如把他们称之为广义上的学术、文化这样一种公益组织。比如说像我们南京的悦的读书会；像南京的嘤鸣读书会；包括像上海的星期天读书会，都是这样的一种类型。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四种类型。

 

所以我刚才也说了，表面上来看的话，可以说独立电影，跟读书会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独立电影也是中国当代城市的文化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样的一种城市具备了比较强的容纳和包容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这种亚文化的空间诞生的一个产物，而这种读书会同样如此。就是在南京、北京、上海现在这样的城市，一方面是随着这种国家政权的，用汪晖老师的话说，就是叫去政治化。也就是说，国家在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国家政权、政治力量不再干涉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去政治化，这样使得都市生活的自由度和宽松度比起我们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得益于中国现在经济的不断发展。像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城市里面，都出现了一个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受过较好的教育，同时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趣味和追求的这样一批中产阶层或者知识阶层。然后再者，又是得益于像微信、微博、豆瓣等这样的一些网络媒体的发达。这些共同因素，这三者的共同因素，都决定了能够让城市容纳像读书会、像观影会、像各种各样的一些亚文化团体的出现。

 

我在之前面对南京的吴晓波南京书友会邀请我做的一次沙龙上。我就是把我的这两本书，《领读中国》和《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放在一起讲的。我觉得，这两本书尽管表面上看似毫无关系，但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独立电影，还是这些读书会，都是中国社会发展日益出现一个比较开放、比较自由、比较多元化；出现了能够容纳一些各种各样的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空间上的产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本书，对于构建我们中国的观察和管窥我们中国当代城市文化，管窥我们中国现在在向一个开放的多元、立体化的城市生活向前进发的路径上，我觉得都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参考和借鉴作用的。

 

再来说说这两本书具体的写法。因为我个人在从事现在的工作之前，曾经在《新京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大概做过七八年的记者、编辑的工作。而我在做记者、编辑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也就是人物访谈。所以说，现在虽然已经不从事媒体工作了，但是，业余有时间的话，也是想利用写作和访谈的机会，能够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一些知名的人物，而且在各行各业，做出成绩的这些人物，获得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很享受这种跟这些优秀的人物，来进行面对面交流、面对面切磋的一种交流的乐趣。所以这两本书，基本上都是以对话体的访谈为主体的。这个对话体的访谈，就是区别于那种写成特稿式报道的话，大概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问题导向的。我会设置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做这些读书会之前，我会亲身参加一次读书会所举办的活动。并且对读书会的发起人，对他的一些书友，对读书会相关的微信公号，他们相关的一些自媒体的推送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

 

    我在做《独立电影导演访谈录》的时候，基本上每一个导演访谈之前，我会把他之前拍过的所有电影作品，优秀的也好，或者说质量一般的也好，只要是能够找到的所有电影作品，我都会找过来看一遍。而且在看的同时，会做详细的拉片笔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种对话体的访谈，我个人认为《独立电影导演访谈录》，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扎实，比较有深度的。而这个《领读中国》这本书在做读书会，除了访谈之外，我也有意识的收入了读书会的一些核心的发起人，一些核心成员，包括一些书友，撰写的一些比如读书会的讲稿，或者说读书会的一些发刊词，包括读书会的一些过往的重要的文案，他们搞过的一些活动列表，他们曾经相关的一些聚会，一些沙龙的实录这样一些东西。我之所以在一个访谈之外，还要补充这样一个东西。因为我是觉得，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我相信，中国这样的城市读书会，尤其是在政府倡导全民阅读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会越来越多的被学界、被社会甚至被政府所关注。

 

    所以我希望，这本书等到尤其是社会政府和学界在关注到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有这样一本关于中国城市读书会的专著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访谈，以及后面所附的大量的第一手的文案资料，能够给他们很多的这种第一手的研究、调查和参考的一个素材。所以我写这样一本书，也有为后世的研究者，后世的政策制定者，来提供一个详尽的素材的这样的用意。

 

我们金陵读书会的会长宋老师，在评价我这本书的时候说：我虽然是一个学术体制之外的写作者，但是我无论是做《独立电影访谈录》还是做《领读中国》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学术自觉，能够希望给这些学术提供一些第一手的田野素材的这样一些功效。这两本书，一家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家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出来之后也是，让我非常的意想不到。

 

 

 

然后至于《领读中国》这本书，要谈它的不足的话，我觉得个人在部分读书会的一个深入的田野观察、参与式的观察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细致一些。就是有一些读书会的访谈，比如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读书会的访谈。由于我本人不在这些城市生活，所以我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些读书会实际的活动当中去，所以造成了我的访谈提纲和访谈问题的设置，可能有的时候还欠缺一些深度、欠缺一些贴近度。因为基本上这本《领读中国》记录的大概是2016年一年，这些中国主要城市里的代表性读书会当时的一个运营生态。我个人其实有一个设想，比如说过了五年之后，我们在2021年；或者再过十年之后，我们到2026年，我们对同样的一批读书会，对同样的一批读书会的掌门人，来再做一个访谈。他们到那个时候的读书会还在不在？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他们个人对于读书会的理解，对于读书会的定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他们个人的读书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的读书会的定位和发展状况，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我相信如果五到十年之后，再做《领读中国之二》这样一本书的话，前后对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