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下）

  在韦伯的心目中，大国崛起有它的社会条件跟政治条件。由此，他去构想新时代里面德国应该采取的政治结构，政治组织方式。他也强调了在这个组织方式中间，希望德国的资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治上的成熟，经由更多的民主化获得政治教育，然后变成一个政治上面成熟的阶级，足以担当德国的崛起任务，在德国的崛起过程中间，国家发展的目标非常重要，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德国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德国的崛起，能不能取得普世的意义？现在我想把这两点综合起来，这两个综合起来谈，就是今天回到中国，关心中国崛起的人，可以参考韦伯提供给我们这些思考架构。

    那对于议会的话，韦伯认为议会本来是一个，就是议会是一个最广泛代表民意，就是我要让对人民有最广泛的参与。当然要经过议会为途径，议会是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那由议会里面的这些专职的议员去监督官僚集团的运作，那像官僚问责，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运作方式。但是韦伯对于这个议会，德国的议会，对议会制度本身也有他的质疑，最主要的质疑就是，他担心的是，议会里面会变成政党政治分赃的一个媒介，换言之就是议会里面，就是不同党派的议员，在那边求取本党的利益，到最后本党的利益可能会优先于国家利益。那对于韦伯，在韦伯心目中的话，他认为议会有它重要的功能，但是议会不能够发挥领导整个国家崛起的功能，那就回来了。今天我们讲他讲的第三个组成部分，领袖，韦伯是一个对于政治领导，政治上的领袖人物，非常看重的思想家，就是他认为说，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呢？简单讲就是它称之为理性化，官僚化的世界，就是一切政治上的运作或者社会的运作都要变成专业性的，按照程序来的，按照规则来的，然后呢，由官僚式的管理方式来达成目的。那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这个目的是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就是回到这个，韦伯讲大国崛起的时候，大国崛起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只是说你这个大国能不能够做有效的运作，你大国在管理上面是不是很，就是最符合工具理性的要求，大国崛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很重要的议题，就是你国家的崛起到底追求什么？换言之，这是大国崛起最后的政治问题，政治目标要由政治家来负责解决，而这个政治家怎么解决？政治家要能够把这个理想，他的目标用最感人的方式向全国人民表达，那获得人民的共同支持。所以在我们看到刚才我讲说，韦伯在分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时候，他讲到官僚，讲到政党，讲到议会，然后讲到领导人，他对于领导人所赋予的角色最为看重，他认为领导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问领袖怎么产生？

    韦伯认为这个领袖产生，有哪些步骤，第一个，他非常仰慕英国的议会制度，英国的国会制度，因为国会里面是长期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议员，然后在议员里面去了解国政的运作，去了解官僚体系怎么样做事情？去了解政治上面每一个问题的内容，它后面所牵涉到的利益，为利益怎么分配？那牵涉到的彼此的相关等等等等，这些复杂的问题是由议员在议会里面逐渐学习的，然后在议会里面要进行辩论，要进行政策上面的陈述。这些是一个对于议员来说训练他去如何说服人接受他的想法，这对议员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第三个就是他在长期议员的生活中间，他逐渐取得了国民的信任，取得了他本党，取得了同僚的信任，这个时候，他就慢慢的变成一个领袖人物，但是最后最决定性的一步，韦伯认为国家的领导人要从议员中间产生，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经过这个最后的考验？那很简单，就是由全民来选举。所以对韦伯而言的话，这个领袖是一个大国崛起过程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这个领袖的产生也是最困难，最需要经得起考验。而这个考验最后就是他能不能够说服，全国人民接受他的领导。所谓接受他的领导，除了是对他个人的信任之外，很重要的是他所提出来的关于国家发展的远景，大国崛起所追求的那个理想，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心悦诚服，让大家愿意说跟着他走，投入自己的精力，所以韦伯这个国家主义的思想的部分，最后是凝聚在他对于领导人的这个期待。他对于领袖的期待上面，那领袖才是一方面能够指出国家的发展的前景，另外一方面能够召唤出国民的动力，这个部分韦伯认为是国家崛起，一个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政治条件，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两个，我们这样回头看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是说，韦伯认为大国崛起，有它的社会条件，有它的政治条件，他认为德国在当时在社会条件上面，他看不出有哪一个阶级，是能够变成这个德国崛起的主力所在，所以他的这方面是悲观的。他希望能够赶快对于德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让德国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去获得政治上面的能力，跟政治上面的热情，那最后能够提出政治上的理想，那他也非常希望工人阶级能够早点进入德国政治的运作过程。那要达成这些目的，要达成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要达到把工人阶级纳入政治体系，就要靠第二部分的政治上的条件，那这部分就是说要有最大规模的民主化，这个民主化主要牵涉到议会政治的发达，议会政治的发达，可以让德国资产阶级取得足够的政治教育，然后逐渐在政治上变得更成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要让最大的民主化，经过民主化的过程，经过人民在政治中间的这个参与，然后最后考验出一个真正的领袖，这个领袖能够变成国家的领导人，所以简单言之，韦伯认为，这个德国的崛起不是单纯地说是经济力量或者是军事力量，而主要是社会上要找到足够的社会力量。那在政治上面要找到一个够成熟，并且是能够服人的一个领袖。要在这两个目的才能达到德国的大国崛起，所需要的社会条件跟政治条件。

    那现在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韦伯在讲这个大国崛起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是很特殊的问题，他说，大国崛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国崛起，我们追求什么理想？对韦伯而言，他陈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用的字也是。他说，大国崛起是有其文化使命，在这个思想，在这个说法的背后，他有一个很根本的想法，就是他认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的图像，人的性质，所追求的理想的社会有不同的面貌。那韦伯认为德国在这方面有它独特的一套，对于人的理想对于人的价值的一种陈述，他认为大国崛起能够达成这个目的，这个我们今天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我们不要立刻可以跟各位讲说，中国其实同样的把国家的这个特性界定，就是在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界定，几乎主要是从文化角度着眼的。这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就是一个以文化的发展作为凝聚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力量。那今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字眼很熟悉，叫做文化立国。其实文化立国这个观点跟韦伯的观点非常相近，他认为界定德国的是一套独特的文化理想，那他认为说德国如果今天崛起，代表着这套文化理想，能够来跟英国人，法国人，对于人不同的文化理想之间产生一个竞争，那不然的话，德国的这套文化立场如果没有办法展现出去的话，德国的崛起没有意义，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韦伯对于这个文化大国崛起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文化使命的理解，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这个错误的说法在哪里？就是这后面有一个说你大国崛起的时候，你不错，你有一套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想象，但是你这套想象到底是特属于以本国的，还是属于人类？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到底追求的是一套普世主义的理想，还是一套特殊主义的理想。

    在这里我要举出我们前面，我们回头看看，近代西方几个大国，近代世界里面几个大国崛起的历史，我自己做一个粗浅的分类，我觉得在早一个时期，英国、法国、美国的崛起，他们都没有说，我追求的是特别的英国的理想，英国的文化使命或者是特别是美国，特别是法国的一套文化理念，这些大国崛起的时候，他们都有充分的一种，你可以说是文化自信，在这条文化自信怎么表现呢？就是说我不再强调我是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我强调这是人类的，这是人性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正的大国，当它在崛起的时候，它不会只推销它自己本国的理想，而会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人类整个人性的未来，那另外两个国家崛起，这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要特别引以为戒的，就是德国的崛起跟日本的崛起，德国的崛起跟日本的崛起特色在哪里，就是在于他们说，我们要提出我们的文化理念，但是我们这个文化理念不是人类的，是特属于。例如德国人讲，我们是特属于中欧的或特属于日耳曼民族的。那日本的崛起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出的这个文化理念是特属于东亚的，特属于日本的，所以日本在崛起的时候会讲，他面对的是怎么样去挑战西方的现代性。德国人在崛起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要怎么样以德国的文化这个概念，去挑战西欧的文明。在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崛起类型，一个是普世主义型的崛起，一个是特殊主义型的崛起，特殊主义型的崛起，一定是挑战普世主义型的崛起。那这种挑战的结果，我觉得就是形成了德国这崛起，跟日本崛起的悲剧性格最重要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觉得我们很容易去被某一种，你说起源在英国，或者起源在法国，或者起源在美国的理念所说服。例如英国当初起源的时候，英国崛起的时候讲的是说法治三权分立，民主，法国人在崛起的时候说的是自由平等博爱。美国人在崛起的时候说的是民有民治民享，这3个国家都没有说，我们讲的是特别美国的理想，或者英国的理想或者法国的理想。可是这些理想反而变成了今天世界上，多数人所向往的一条理想，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国崛起，在谈自己的文化使命的时候，问题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的确一个大国崛起，他不应该只是军事或者经济的崛起，它应该是一套关于人类发展理念的更新，说服，但是这个问题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面对的选择是普世主义的还是特殊主义的选择。我觉得韦伯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路，那这个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当然牵涉到19世纪德国思想史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但你在讲这个大国崛起的文化水平的时候，这个文化理想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代表着一种价值，而这个价值要能够克服国家的暴力本性。大家如果对韦伯的思想有过接触的话，你会知道韦伯其实在今天的政治社会学里面，有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对于国家的定义，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的那个机构，就叫国家。换言之就是说，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界定性的特色，就它是一个暴力机构，而这个暴力机构是合法的暴力，是我们讲或者换个方式说，是正当性的暴力，韦伯对国家有这样子一个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说，国家还有它的文化使命，那我们想说，这两个定义怎么样结合？这两个定义不是很容易冲突吗？假如你这个国家的文化理念所陈述的时候，不是陈述的很谨慎，不是成熟的很具有普世性的价值，也很容易被那个暴力的成份所压倒。那如果说要让暴力的成份继续存在，但是文化的使命要能够发挥足够的功能，对于这个暴力的因素，对于国家的暴力面向，做某一种寻福，做某一种感化，做某一种节制，这才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应该追求的目标，一个大国一定是有它的属于权力的一面，属于实力的一面，但是一个大国一定有它属于伦理的，属于价值面向上面的一种自觉，这两个方面要能够做更好的搭配，那我觉得韦伯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是很好。

    好，现在我们再回头重复我们讲的，我们先讲了在韦伯的心目中，大国崛起有它的社会条件跟政治条件。由此，他去构想新时代里面德国应该采取的政治结构，政治组织方式。他也强调了在这个组织方式中间，他希望德国的资产阶级能够取得政治上的成熟，经由更多的民主化获得政治教育，然后变成一个政治上面成熟的阶级，足以担当德国的崛起任务，然后我们又谈论在德国的崛起过程中间，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非常重要，怎么样去界定这个德国的国家利益，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德国的崛起，能不能取得普世的意义？现在我想把这两点综合起来，这两个综合起来谈，就是今天回到中国。今天中国正在崛起，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关心中国崛起的人，也可以参考韦伯提供给我们这些思考架构。

    第一个，我们要问今天中国的崛起，它所依靠的社会结构跟政治结构，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它能不能够让国家中间最成熟的阶层，最成熟的力量投入大国崛起这个使命，这个工作，那它能不能让这个国家产生最好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能够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然后呢它能够号召这些人民，号召全国人民去追求那个大国崛起之后追求的理想，这是一个一部分的问题，那再来我就问说，今天中国的崛起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追求的目标，其实最主要就是广义的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一定涉及了，对于世界秩序有一套想象，那这套想象不仅是对中国有利，并且是对世界有利。因为对世界有利，大家世界上各国的人才会向往，他会接受你中国的领导地位，就好像当年英国、法国、美国的崛起，甚至于像苏联当时的崛起一样，能够让世界的人觉得说，这个国家的崛起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要做到这一步，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它所追求的国家目标，要好好的设想、好好的界定，它至少是要能够跟自由、平等、博爱，要跟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跟法制民主这些理念能够相提并论的一套价值，它不能够只提只属于中国的一套理想。中国的崛起不可能只是实现中国梦，它应该是实现人类的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读韦伯的政治思想的时候，我们用他在100年前面对德国崛起的时候所做的种种思考。我们来看我们今天面对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进行这场思考，那我们也要借当年德国，后来走上那种悲剧的结果，造成整个德国民族几乎是万劫不复的一个毁灭，来看说今天中国的崛起，我们要怎么样避开德国的那条错误道路，避开日本的那个错误道路？我觉得这是今天读蒙森这本书。为什么如此的在时间点上，在空间点上都让这本书的读者获得了很强大很强大的共鸣感。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跟韦伯很接近，我们面临的挑战跟韦伯很接近。那我们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参考韦伯的经验跟思考，谢谢！